伍廷芳生平简介_宪政先驱
具有悠久文化的中华民族；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的时期落伍了。列强入侵、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使中国陷入了国弱民贫、愚昧落后的境地。为了救国济民，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这些人土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靠阅读翻译著作间接了解秦西文化知识；一类直接、系统地接受西方文化。后一类的代表人物，按时间先后以容闳、伍廷芳、严复、孙中山为代表。
这四个人出外留学又分为两种情况，容闳、伍廷芳、孙中山都是少年时代由教会或亲带领出洋，接受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较少，国学根底浅薄。严复系官费保送出洋，时年二十三岁，曾系统地读过儒学著述，根底较深厚。他们的籍贯都是较早遭受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粤、闽地区；都怀着救国济民的宏愿，并在学成后投身国家改革和革命活动中来。他们都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前三人最终聚合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中，与时俱进，鞠躬尽瘁。严复则从维新志土倒退到复辟帝制的队伍中去了。
容闳、伍廷芳、孙中山可以视为三代。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他比容闳（1828-1912）小十四岁，却比孙中山（1866-1925）大二十四岁。容闳不仅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接受西方的代表人物，也是倡导维新的先驱。1860年，性太平天国的干王上过改革建议书，但他发现天京不具备实现理想的条件后，便转而协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致力于洋务革新活动。后来，康，梁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兴起，他曾积极支持。维新运动失败，容闳寄居美国事晚年多病。当他看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日趋高涨时，仍热情赞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然而，疾病已经使他不能亲自参加辛亥革命了。
伍廷芳少年时代就学港埠，曾任译员，后到英国攻读法律，经过一段时期在香港任职，于1882年投身北洋幕府。他跟容闳具有相同的抱负、类似的境遇。所不同的是容闳作为最早荐西学、讲维新的人土，在清朝始终只能为少数疆臣大吏役使。而后继的伍廷芳却由于对外交涉的需要，逐渐晋升为二品大员，得以在办外交、改法制方面，施展才能。然而，他与容闳一样，最终对清政府得出了失望的结论。当他决定辞官隐居时，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了。于是，他以古稀高龄，冲破了效忠君主的精神桎梏，毅然与君主专制制度决裂，投入革命洪流成为孙中山的战友，为建立和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共同奋斗，直到1922年6.月，在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府外交兼财政部长任内逝世。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民主共和国的缔造人。他显然看到了拥戴清廷、致力改革维新不足以救国济民，在向李鸿章上书的试探失败后，便奋起组建兴中会，领导武装斗争，百折不挠，终于创立民国。后来又完成了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孙中山堪称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伍廷芳终于皈依到以孙为首的进步的旗帜下。
伍廷芳继容闳之后在清王朝统治下，继续从事荐西学，筑铁路、办外交，改法制等实际活动。他们没有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深厚的儒学根底和文学造诣，也就无法杜撰出托古改制的变法理论以吸引广大在封建下哺育成长起来的士人。然而，也正因为他们具有较系统的西学知识，才能勇敢地挣脱封建纲常和传统势力的羁绊；—转向民主革命。伍廷芳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为建立和捍卫民主共和制度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尽管清朝孤臣孽子斥他为叛逆，一部分革命党的激进之土又把他看作是旧官僚。然而。他对于新制度的拥护和捍卫却异常坚定执著，为一些早年参加起义，伍廷芳从一个维新改良的实践者，转变为缔造民主共和国的参与者和三主子支笔捍卫者，是清末民初玫治生活中的一种典型。俊一切投身进步事业的代表人物一样，他也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实践记录和思想资料，这是多方位研究中国近代史所不应忽略的。为此，我们立意编辑《伍廷芳集》。
（二）
伍廷芳先世家贫，其父伍荣彰曾在南洋经商。1842年7月30日（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伍廷芳诞生于新加坡。他三岁随父回国，定居广州芳村，由塾师授举子业。未及考试，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受到沉重打击。地主官绅畏惧革命，相率逃避，许多士人学子也抛弃了中试做官的道路而另谋前程。年少的伍廷芳曾以富家子弟被人绑架，脱逃后，得到外国传教士和在香港办报的亲戚陈言的帮助，赴港求学，年十四岁。此后，他的生活道路大致经历四个时期。
以香港为据点，在海外求学、任职时期（1856－1881）。伍延芳先在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1856－1861），毕业后即在该埠高等审判厅任译员。1869年改任香港地方审判厅译员。工作之余，赞助中文报纸，常为《中外新报》、《华字日报》提供翻译资料和文稿。
1874些年；他以薪俸积蓄，自费赴英留学，入林肯法学院，攻读法学。1876年结业，经过考试获得律师证书，成为第一个取得英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从此，他以通晓经商、刑名、律例、万国公法，受到清朝洋务派官僚的重视。1877年1月，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到达伦敦韵次日，伍廷芳就前往拜访，陈述了学法律、习外语、办报纸、蓄人才的重要性。郭听说他已应陈兰彬之聘，即将赴美充领事，立即上奏清廷，请求留伍任驻英使馆参赞。但他因父亲病逝，既未赴美，也来留英，而是返回香港当了律师。同年10月，经天津海关道黎北棠引见，伍廷芳拜谒了北洋大臣、奉隶总督李鸿章，李对他倍加赞赏。李认为：“此等熟谙西律之人，南北洋须酌用一二，遇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主张重金聘用，但伍当年并未就聘。
1878年，伍廷芳被第八任港督轩尼诗任命为第一个华人“太平绅士”。1880年又由香港当局聘为例局（今立法局）议员。这期间，他曾接受清政府地方官吏邀请办理过一些对外交涉事务。实际上他在香港只是参与立法、提建议、备谘询。
这一时期，伍廷芳的言论、著述、事迹在国内影响很小，而且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湮没，尽管我们委托了几位香港的朋友代为寻求，但收效甚微。我们曾想查阅港府档案，目前还不可能。因此，我们只能把编辑这本资料集的起点放在他与郭嵩焘的初次谈话，这个时期的其他资料也很少。
（三）
伍廷芳参加清末改革时期（1882—1911）。因时间长，事务繁，而较系统的资料要到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才能见到。这是因为，1882年他最初进入李鸿章幕府，任洋务局委员，只是翻译外国法律、规章并未公开刊行，在社会上没有直接产生什么影响。中法战争期间，他参加办交涉、订条约，并因在台湾军务中运筹出力，经闽督刘铭传彝保；奉旨以道员备用。1886至1887年间参与签订《中越边界通商章程》，处理长崎兵捕斗殴事件，随办北京蚕池口教堂事宜，清廷赏二品衔。后就任唐山铁路公司总办，1892年主持北洋官商铁路两局。在这些活动中，很少留下他个人的痕迹。像《长崎（中国）兵（与日本巡捕）互斗处理办法》这样的文字，只是由于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才在李的全集中保留下来。而北京蚕池口教堂事件的交涉，李的全集虽有专卷，却无伍廷芳的文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伍廷芳参与交通运输、饷械供给等事务。中国战败，1895年1月他曾随同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求和；遭拒绝，倍受凌辱。因送交，他得以单独与伊藤博文会晤，探悉了日方意图。3月，他再次随李鸿章赴日议和。《马关条约》签订后，他于5月奉旨在烟台与日换约。这期间他的文电函札，在盛宣怀挡案中有所反映，本集大都已收入。
1896年冬，他受命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为期六年。由于常驻美国，他对该国的、经济、文化、、习俗作了较深入的考察，也就保护华侨问题进行过长期交涉，尽管收效甚微。他到任的第一年（1897年）跟美方交涉的照会、函件有系统的选录，对于研究当时的中美关系很有价值。他关于追回1900年美军在中国抢掠数十万银元的奏报，以及利用这批款项的一部分兴建中国驻美使馆的情况，也是鲜为人知的。这期间他介绍美国博览会和促进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建议和设想都很值得重视。随着国内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他于1898年2月向清廷呈送了《奏请变通成法摺》，《奏为借材异地当以美国为宜片》等；反映了他对变法维新的渴求。6月，他提出《请仿行各国印花税摺》，是官员中提出这种主张较早的一位。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他痛感中国面临列强瓜分危机，曾指出中国已经实行门户开放，而美国却执意排斥华工。同年，在美国费城大书院以《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为题的讲演，虽然怀有希望美国保卫东亚和平、杜绝其他列强觊觎的幻想，但也对列强以势凌弱、违背公法的行径有所抨击，并提出了美国应开设专科以便正确了解中国的建议。这期间他在美国的多次讲演和撰文都是有价值的资料，已译成中文，收入本集。
19今年，伍廷芳任满回国，曾先后任商部左侍郎、外务部右侍郎。暑刑部右侍郎等职。最初，与吕海寰、盛宣怀同任商约大臣，与英、美、日等国修订通商航海条约。他凭借国际交往的经验，在斟酌约文方面提出过一些好的建议。由于这些条约只是续订，有的伍廷芳只参与讨论、并未画押，因此，约文均不收入本集。
同年，伍廷芳受命与沈家本同任修订法律大臣。清廷要求他们“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由于伍廷芳在与英、日、美修订商约时曾得到三国允诺，待中国律例“与各国改同一律”时，将放弃领事裁判权，因此，伍廷芳接受改订法律的任务是颇为振奋的。他实际从事修律工作始于19今年，首先制定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成为中国订立商法的开端。这些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法律，尽管并不完全切合中国实际，但却第一次反映了他旨在保护资产阶级、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愿望。19今年，他与沈家本筹备开设修订法律馆，聘请中外通晓中西法律的知名人土和留；全面修订清朝的刑法。19今年4月，他们联名奏请永远删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项酷刑，在国内外引起良好的反响。尽管后来列强并未取消领事裁判权，尽管法律条文永远删除的酷刑，在清朝各级政府中并未禁绝，但是，其维护国家主权的志向可嘉，从法理上摒弃酷刑也是一个进步。 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各省督抚和官员关于修订法律的奏摺作出了评论，旨在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法理、原则改造封建主义的刑法传统。19今年，伍廷芳起草了诉讼法草案，沿用英、美、法等国的规定，采取陪审制度，尽管当时还没有把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区别开来，规定也很不完备，但从此中国总算有了独立的诉讼法。后来。清政府在此基础上预布了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同年，他们为实施新法律，贯彻新思想，还奏准开设法律学堂和在职官吏的—套完整的学堂规章制度。所有这些开创绸定奖励发展工商业条例和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组织法奠定了基础，尽管随着清王朝迅速覆灭，这些改革并未完全实行，但是，对于中国法律思想的演变、否定专制制度的法律传统，无疑是有进步作用的。
19今年，伍廷芳再次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先后与美国签订《中美公断条约》（19今年10月），与秘鲁签订《中秘条约》（19今年8月）。同年11月，伍的《奏南美无约各国似宜订约遣使以保护华侨片》，为清廷采纳，开始建立了中国与中南美国家的外交关系；所有这些条约和建议都以维护华侨权益为中心，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时，美洲华侨革命风气渐开，许多人参加了同盟会，更多的人慷慨捐款，购买军火，资助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伍廷芳面对迅速高涨的革命浪潮，最初并不持赞成态度。19今年，他曾致电清廷，呈报革命党从美国运送军火回国策划起义的消息。同年底，他任满回国，途经欧洲，广泛接触了积极鼓吹革命的中华海外赤子，并联系朝政腐败、官场黑暗、国势衰微、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自己长期怀抱的维新救国的热情渐趋冷却了。
归国后，他寓居上海，提倡用国货、兴实业、戒烟酒，同时也讲灵学。1910年，他向清廷呈递了《奏请剪发不易服摺》，粗看起来，这只是剪除发辨、免去赘物的移风易俗事项，单由于留辫子是清朝服饰的组成部分，否定辫子，实际上含有非议“祖宗成法”、“国朝旧制”的意义。对于伍廷旁这样曾居二品大员来说，可以视为对清朝失去信赖的象征。
（四）
伍廷芳投身辛亥革命、为建立民国而奋斗的时期（1911-1915），留下了许多可贵的资料。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响应。伍廷芳受到革命潮流的推动，接受了革命党的邀请，奋然投身革命，在军政府担任外交工作。作为一份子长期出使海外、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清政府高级官员，他向世界舆论阐明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和政策，对于争取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同情考虑到了一般革命党人难以发挥的作用。接着，他便联合张謇、温宗尧、王人文等屯请清帝退位。清廷并未立即接受他们的要求，伍廷芳又单独上书摄政王，严厉指责了清廷昏聩误国，标榜立宪维新，屡屡失信于民。严正声明，革命风暴兴起，只有废除帝制、改易民主共和政体才是满洲皇室的生路。他还对满洲贵族中的顽固分子妄图雇人刺杀赞同共和人土的逆举，给予了轻蔑的评论。所有这些函电、通告不仅是他个人进步的里程碑，也是研究辛亥革命的有价值的资料。
12月中旬，南北和议开始，他代表革命军政府与清政府代表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展开唇抢舌剑的斗争。特别是1912年初，袁世凯推翻原有协议、取消北方代表唐绍仪的资格之后，伍廷芳便跟袁徽凯直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频繁电争。他对于袁世凯顽固坚持君宪主张，中途撤销清政府的议和代表、推翻已达成的协议并悍然违背停战协议、纵兵骚扰都曾给予严正的谴责。对于张勋、倪嗣冲和其他一些地区的清朝将领的恃强逞暴，不仅及时予以揭露，而且指责袁世凯未尽管束之责，难辞其咎，表现了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坚定立场。代表伍廷芳这期间的见解的资料，集中地反映在他以观渡庐笔名编辑的《共和关键录》中；1913年上海坊间流行的《伍先生公牍》，也有一部分是这时的电函，我们都已本集。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伍廷芳担任司法总长。上海广肇公所和潮州会馆的粤籍工商界人土因伍未能被委为外交总长颇有不满。孙中山为此曾向记者公开作了解释，伍廷芳也曾致函粤籍人土，希望他们以革命大局为重，不要在清廷没有推翻之际，萦怀于地位官聪。损坏革命事业。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多月，伍廷芳主要精力用于南北和议，司法上不遑建树。但是，他为捍卫三权分立的共和原则，反对以权代法跟沪军都督陈美所进行的两次辩论却是发人深省的。他希望逐步建立完善的审判制度，反对在中央政府成立后沿用军事法庭。他主张在民国奠定后严守三权分立原则，反对军政官员不经司法程序随意捕人。为此，他曾受到一些革命党人的诋毁。这些书信、答记者问，除《伍先生公牍》有部分辑录外，主要汇集在陈瑞霖编的《（伍氏）平法记》一书中。这些资料本集均已收录。此外，1912年前后，国内政治生活空前活跃，各种政党相继成立。伍廷芳参加和列名的党派十余个。这些党派的章程、条规虽不完全出于伍廷芳之手，但与他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这些文件都是研究民初思想史的重要资料，鉴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的《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大都已选录，本集未再选辑。1912年4月，袁世凯攫取政权，伍廷芳隐退。袁氏曾以高等顾问相聘，他拒绝了。10月，袁氏授与他“勋一位”以表彰建立共和的功绩，他辞谢了。从此，他寓居沪滨，五年未任公职。这期间，除了继续提倡兴实业、用国货、荐素食、讲灵学之外，还曾组织沿海几省市的工商界参加菲律宾赛会（相当现代的博览会）。他先后撰写了《延寿新法》、《中华民国图治刍设》、《斐律滨赛会记》和《美国视察记》等著述。《延寿新法》，他从人体功能、饮食方法和节度、睡眠、阳光、空气、服装、感触、运动以及烟酒毒害等方面利用当所掌握的知识从多方面阐述了养生保健问题。《中华民国图治刍议》是在民初清朝遗老旧臣一度鼓噪清宣复辟、“民国不如大清”的喧嚣声中写成的。作者在序言中首先批驳了“民国不如大清”的谬论。从“前清不国之原因”、“中国改共和之原理”、“民国应用治法”，逐步论述了改进教育、财政、钱法、开矿、关税、电政、盐务、司法、河工、用人、考试、监察、报律、外交、宗教、疆域、租界、户籍，婚姻、民族、文字、人口、禁赌各方面工作的思想，还专门论述了言论、平权、自由等问题，最后以“复辟谬说扰害共和”、“民国图治终睹成绩”结束。这些议论反对复辟、维护共和的立场是异常鲜明的。然而对待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和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他在书中的认识却很模糊。《斐律滨赛会记》记叙了他率领南几个省区的工商界携带产品参加嘉年华会的经过。其中在上海、香港和菲律宾的多次演说，反映了他主张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发展实业，扩大海外贸易，开拓市场，繁荣经济，也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增长的思想。《美国视察记》，原用写成，由陈政翻译出版。伍廷芳根据他在美国长期的观感对该国的政府、商业、、礼仪、妇女、服制、筵宴、戏剧、、幻术、马戏、运动各方面作了介绍和评论，也论述了美国的自由与平等。书中有两章专门介绍中国文化，并对中西文化有所比较。
（五）
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与南北军阀斗争时期（1916-1922），是伍廷芳生涯的最后阶段。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伍廷芳坚决反对，旗帜鲜明地斥责洪宪帝制如同儿戏，劝进团、请愿团绝不代表民意。并对袁氏派去游说他支持帝制的使者指出，袁某切勿置身火炉之上。他表示要维护民主共和国制度至万万年。
6月，洪宪帝制覆灭，黎元洪（总统）、段祺瑞（总理）体制建立。北洋军阀出于排斥革命党的需要，邀伍廷芳任外交总长。1917年春夏间，段祺瑞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依恃北洋军队，专横跋扈。为强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沿袭袁世凯的故伎，他指使心腹组织公民团，围攻国会、殴打议员。伍廷芳对于武人拥兵干涉，破坏法制异常愤怒。他不仅与其他阁员一同辞职，使内阁陷于瘫痪，而且在北洋军阀势力包围的情况下，当黎元洪决定解除段祺瑞总理职务时，他毅然代理总理，副署总统命令，成全了法律手续。段棋瑞、张勋等通电指责解职令不合法，伍廷芳援引临时约法和民国成立后几届总理解职的先例，论证了他所副署的命令的合法性。段祺瑞唆使倪嗣冲等军阀以反对尚在二读阶段的宪法草案为借口，要求解散国会，并于5月29日反叛中央，宣布“独立”。黎元洪借助张勋平乱，张勋乘机拥兵要挟，强迫黎氏下令解散国会。对于这种违反临时约法的狂悖行动，身为总统的黎元洪慑于武人的淫威而屈服，伍廷芳则以代总理资格断然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军阀政客对他威胁利诱，他坚定地宣称：头可断，此令不可署。这些铿锵有声的正义谈话、通电本集均有收录。
黎元洪苟且屈服为蓄谋复辟的张勋提供了机会，张勋复辟又为段祺瑞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也使直系军阀头目冯国璋锝以登上总统宝座。1917年7月上旬，当段祺瑞打着“再造共和的旗号兴师讨逆时；伍廷蒡曾以辞职未准为据，带着外交部的印信到上海，宣称继续执行外交总长职权，反对复辞。7月中，张勋兵败，冯、段掌权，伍廷芳被免职。冯、段体制确立后，为否定资产阶级革命法统，他们决定毁国会、另议宪法。为此，孙中山倡导护法运动。伍廷芳表示拥护。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岛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军政府，孙任大元帅，伍廷芳被举为外交部长。因伍氏对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曾有保留，虽列名军政府，却未立即到职。但是当北洋政府悍然调兵南伐，挑起内战，决定改选议员、另立国会、另举总统，革命法统即将断绝之时，这年12月，伍廷芳南下就职。
1918年5月，西南官僚、军阀操纵改组军政府，决定改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举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岑春煊七人为政务总裁，旨在排斥孙中山。孙不甘受军阀官僚的摆布，离粤赴沪。伍廷芳曾劝孙以大局
这四个人出外留学又分为两种情况，容闳、伍廷芳、孙中山都是少年时代由教会或亲带领出洋，接受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较少，国学根底浅薄。严复系官费保送出洋，时年二十三岁，曾系统地读过儒学著述，根底较深厚。他们的籍贯都是较早遭受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粤、闽地区；都怀着救国济民的宏愿，并在学成后投身国家改革和革命活动中来。他们都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前三人最终聚合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中，与时俱进，鞠躬尽瘁。严复则从维新志土倒退到复辟帝制的队伍中去了。
容闳、伍廷芳、孙中山可以视为三代。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他比容闳（1828-1912）小十四岁，却比孙中山（1866-1925）大二十四岁。容闳不仅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接受西方的代表人物，也是倡导维新的先驱。1860年，性太平天国的干王上过改革建议书，但他发现天京不具备实现理想的条件后，便转而协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致力于洋务革新活动。后来，康，梁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兴起，他曾积极支持。维新运动失败，容闳寄居美国事晚年多病。当他看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日趋高涨时，仍热情赞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然而，疾病已经使他不能亲自参加辛亥革命了。
伍廷芳少年时代就学港埠，曾任译员，后到英国攻读法律，经过一段时期在香港任职，于1882年投身北洋幕府。他跟容闳具有相同的抱负、类似的境遇。所不同的是容闳作为最早荐西学、讲维新的人土，在清朝始终只能为少数疆臣大吏役使。而后继的伍廷芳却由于对外交涉的需要，逐渐晋升为二品大员，得以在办外交、改法制方面，施展才能。然而，他与容闳一样，最终对清政府得出了失望的结论。当他决定辞官隐居时，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了。于是，他以古稀高龄，冲破了效忠君主的精神桎梏，毅然与君主专制制度决裂，投入革命洪流成为孙中山的战友，为建立和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共同奋斗，直到1922年6.月，在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府外交兼财政部长任内逝世。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民主共和国的缔造人。他显然看到了拥戴清廷、致力改革维新不足以救国济民，在向李鸿章上书的试探失败后，便奋起组建兴中会，领导武装斗争，百折不挠，终于创立民国。后来又完成了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把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孙中山堪称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伍廷芳终于皈依到以孙为首的进步的旗帜下。
伍廷芳继容闳之后在清王朝统治下，继续从事荐西学，筑铁路、办外交，改法制等实际活动。他们没有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深厚的儒学根底和文学造诣，也就无法杜撰出托古改制的变法理论以吸引广大在封建下哺育成长起来的士人。然而，也正因为他们具有较系统的西学知识，才能勇敢地挣脱封建纲常和传统势力的羁绊；—转向民主革命。伍廷芳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为建立和捍卫民主共和制度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尽管清朝孤臣孽子斥他为叛逆，一部分革命党的激进之土又把他看作是旧官僚。然而。他对于新制度的拥护和捍卫却异常坚定执著，为一些早年参加起义，伍廷芳从一个维新改良的实践者，转变为缔造民主共和国的参与者和三主子支笔捍卫者，是清末民初玫治生活中的一种典型。俊一切投身进步事业的代表人物一样，他也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实践记录和思想资料，这是多方位研究中国近代史所不应忽略的。为此，我们立意编辑《伍廷芳集》。
（二）
伍廷芳先世家贫，其父伍荣彰曾在南洋经商。1842年7月30日（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伍廷芳诞生于新加坡。他三岁随父回国，定居广州芳村，由塾师授举子业。未及考试，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受到沉重打击。地主官绅畏惧革命，相率逃避，许多士人学子也抛弃了中试做官的道路而另谋前程。年少的伍廷芳曾以富家子弟被人绑架，脱逃后，得到外国传教士和在香港办报的亲戚陈言的帮助，赴港求学，年十四岁。此后，他的生活道路大致经历四个时期。
以香港为据点，在海外求学、任职时期（1856－1881）。伍延芳先在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1856－1861），毕业后即在该埠高等审判厅任译员。1869年改任香港地方审判厅译员。工作之余，赞助中文报纸，常为《中外新报》、《华字日报》提供翻译资料和文稿。
1874些年；他以薪俸积蓄，自费赴英留学，入林肯法学院，攻读法学。1876年结业，经过考试获得律师证书，成为第一个取得英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从此，他以通晓经商、刑名、律例、万国公法，受到清朝洋务派官僚的重视。1877年1月，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到达伦敦韵次日，伍廷芳就前往拜访，陈述了学法律、习外语、办报纸、蓄人才的重要性。郭听说他已应陈兰彬之聘，即将赴美充领事，立即上奏清廷，请求留伍任驻英使馆参赞。但他因父亲病逝，既未赴美，也来留英，而是返回香港当了律师。同年10月，经天津海关道黎北棠引见，伍廷芳拜谒了北洋大臣、奉隶总督李鸿章，李对他倍加赞赏。李认为：“此等熟谙西律之人，南北洋须酌用一二，遇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主张重金聘用，但伍当年并未就聘。
1878年，伍廷芳被第八任港督轩尼诗任命为第一个华人“太平绅士”。1880年又由香港当局聘为例局（今立法局）议员。这期间，他曾接受清政府地方官吏邀请办理过一些对外交涉事务。实际上他在香港只是参与立法、提建议、备谘询。
这一时期，伍廷芳的言论、著述、事迹在国内影响很小，而且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湮没，尽管我们委托了几位香港的朋友代为寻求，但收效甚微。我们曾想查阅港府档案，目前还不可能。因此，我们只能把编辑这本资料集的起点放在他与郭嵩焘的初次谈话，这个时期的其他资料也很少。
（三）
伍廷芳参加清末改革时期（1882—1911）。因时间长，事务繁，而较系统的资料要到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才能见到。这是因为，1882年他最初进入李鸿章幕府，任洋务局委员，只是翻译外国法律、规章并未公开刊行，在社会上没有直接产生什么影响。中法战争期间，他参加办交涉、订条约，并因在台湾军务中运筹出力，经闽督刘铭传彝保；奉旨以道员备用。1886至1887年间参与签订《中越边界通商章程》，处理长崎兵捕斗殴事件，随办北京蚕池口教堂事宜，清廷赏二品衔。后就任唐山铁路公司总办，1892年主持北洋官商铁路两局。在这些活动中，很少留下他个人的痕迹。像《长崎（中国）兵（与日本巡捕）互斗处理办法》这样的文字，只是由于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才在李的全集中保留下来。而北京蚕池口教堂事件的交涉，李的全集虽有专卷，却无伍廷芳的文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伍廷芳参与交通运输、饷械供给等事务。中国战败，1895年1月他曾随同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求和；遭拒绝，倍受凌辱。因送交，他得以单独与伊藤博文会晤，探悉了日方意图。3月，他再次随李鸿章赴日议和。《马关条约》签订后，他于5月奉旨在烟台与日换约。这期间他的文电函札，在盛宣怀挡案中有所反映，本集大都已收入。
1896年冬，他受命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为期六年。由于常驻美国，他对该国的、经济、文化、、习俗作了较深入的考察，也就保护华侨问题进行过长期交涉，尽管收效甚微。他到任的第一年（1897年）跟美方交涉的照会、函件有系统的选录，对于研究当时的中美关系很有价值。他关于追回1900年美军在中国抢掠数十万银元的奏报，以及利用这批款项的一部分兴建中国驻美使馆的情况，也是鲜为人知的。这期间他介绍美国博览会和促进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建议和设想都很值得重视。随着国内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他于1898年2月向清廷呈送了《奏请变通成法摺》，《奏为借材异地当以美国为宜片》等；反映了他对变法维新的渴求。6月，他提出《请仿行各国印花税摺》，是官员中提出这种主张较早的一位。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他痛感中国面临列强瓜分危机，曾指出中国已经实行门户开放，而美国却执意排斥华工。同年，在美国费城大书院以《论美国与东方交际事宜》为题的讲演，虽然怀有希望美国保卫东亚和平、杜绝其他列强觊觎的幻想，但也对列强以势凌弱、违背公法的行径有所抨击，并提出了美国应开设专科以便正确了解中国的建议。这期间他在美国的多次讲演和撰文都是有价值的资料，已译成中文，收入本集。
19今年，伍廷芳任满回国，曾先后任商部左侍郎、外务部右侍郎。暑刑部右侍郎等职。最初，与吕海寰、盛宣怀同任商约大臣，与英、美、日等国修订通商航海条约。他凭借国际交往的经验，在斟酌约文方面提出过一些好的建议。由于这些条约只是续订，有的伍廷芳只参与讨论、并未画押，因此，约文均不收入本集。
同年，伍廷芳受命与沈家本同任修订法律大臣。清廷要求他们“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由于伍廷芳在与英、日、美修订商约时曾得到三国允诺，待中国律例“与各国改同一律”时，将放弃领事裁判权，因此，伍廷芳接受改订法律的任务是颇为振奋的。他实际从事修律工作始于19今年，首先制定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成为中国订立商法的开端。这些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法律，尽管并不完全切合中国实际，但却第一次反映了他旨在保护资产阶级、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愿望。19今年，他与沈家本筹备开设修订法律馆，聘请中外通晓中西法律的知名人土和留；全面修订清朝的刑法。19今年4月，他们联名奏请永远删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项酷刑，在国内外引起良好的反响。尽管后来列强并未取消领事裁判权，尽管法律条文永远删除的酷刑，在清朝各级政府中并未禁绝，但是，其维护国家主权的志向可嘉，从法理上摒弃酷刑也是一个进步。 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各省督抚和官员关于修订法律的奏摺作出了评论，旨在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法理、原则改造封建主义的刑法传统。19今年，伍廷芳起草了诉讼法草案，沿用英、美、法等国的规定，采取陪审制度，尽管当时还没有把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区别开来，规定也很不完备，但从此中国总算有了独立的诉讼法。后来。清政府在此基础上预布了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同年，他们为实施新法律，贯彻新思想，还奏准开设法律学堂和在职官吏的—套完整的学堂规章制度。所有这些开创绸定奖励发展工商业条例和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组织法奠定了基础，尽管随着清王朝迅速覆灭，这些改革并未完全实行，但是，对于中国法律思想的演变、否定专制制度的法律传统，无疑是有进步作用的。
19今年，伍廷芳再次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先后与美国签订《中美公断条约》（19今年10月），与秘鲁签订《中秘条约》（19今年8月）。同年11月，伍的《奏南美无约各国似宜订约遣使以保护华侨片》，为清廷采纳，开始建立了中国与中南美国家的外交关系；所有这些条约和建议都以维护华侨权益为中心，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时，美洲华侨革命风气渐开，许多人参加了同盟会，更多的人慷慨捐款，购买军火，资助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伍廷芳面对迅速高涨的革命浪潮，最初并不持赞成态度。19今年，他曾致电清廷，呈报革命党从美国运送军火回国策划起义的消息。同年底，他任满回国，途经欧洲，广泛接触了积极鼓吹革命的中华海外赤子，并联系朝政腐败、官场黑暗、国势衰微、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自己长期怀抱的维新救国的热情渐趋冷却了。
归国后，他寓居上海，提倡用国货、兴实业、戒烟酒，同时也讲灵学。1910年，他向清廷呈递了《奏请剪发不易服摺》，粗看起来，这只是剪除发辨、免去赘物的移风易俗事项，单由于留辫子是清朝服饰的组成部分，否定辫子，实际上含有非议“祖宗成法”、“国朝旧制”的意义。对于伍廷旁这样曾居二品大员来说，可以视为对清朝失去信赖的象征。
（四）
伍廷芳投身辛亥革命、为建立民国而奋斗的时期（1911-1915），留下了许多可贵的资料。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大部分地区相继响应。伍廷芳受到革命潮流的推动，接受了革命党的邀请，奋然投身革命，在军政府担任外交工作。作为一份子长期出使海外、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清政府高级官员，他向世界舆论阐明中国民主革命的目的和政策，对于争取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同情考虑到了一般革命党人难以发挥的作用。接着，他便联合张謇、温宗尧、王人文等屯请清帝退位。清廷并未立即接受他们的要求，伍廷芳又单独上书摄政王，严厉指责了清廷昏聩误国，标榜立宪维新，屡屡失信于民。严正声明，革命风暴兴起，只有废除帝制、改易民主共和政体才是满洲皇室的生路。他还对满洲贵族中的顽固分子妄图雇人刺杀赞同共和人土的逆举，给予了轻蔑的评论。所有这些函电、通告不仅是他个人进步的里程碑，也是研究辛亥革命的有价值的资料。
12月中旬，南北和议开始，他代表革命军政府与清政府代表为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展开唇抢舌剑的斗争。特别是1912年初，袁世凯推翻原有协议、取消北方代表唐绍仪的资格之后，伍廷芳便跟袁徽凯直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频繁电争。他对于袁世凯顽固坚持君宪主张，中途撤销清政府的议和代表、推翻已达成的协议并悍然违背停战协议、纵兵骚扰都曾给予严正的谴责。对于张勋、倪嗣冲和其他一些地区的清朝将领的恃强逞暴，不仅及时予以揭露，而且指责袁世凯未尽管束之责，难辞其咎，表现了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坚定立场。代表伍廷芳这期间的见解的资料，集中地反映在他以观渡庐笔名编辑的《共和关键录》中；1913年上海坊间流行的《伍先生公牍》，也有一部分是这时的电函，我们都已本集。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伍廷芳担任司法总长。上海广肇公所和潮州会馆的粤籍工商界人土因伍未能被委为外交总长颇有不满。孙中山为此曾向记者公开作了解释，伍廷芳也曾致函粤籍人土，希望他们以革命大局为重，不要在清廷没有推翻之际，萦怀于地位官聪。损坏革命事业。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多月，伍廷芳主要精力用于南北和议，司法上不遑建树。但是，他为捍卫三权分立的共和原则，反对以权代法跟沪军都督陈美所进行的两次辩论却是发人深省的。他希望逐步建立完善的审判制度，反对在中央政府成立后沿用军事法庭。他主张在民国奠定后严守三权分立原则，反对军政官员不经司法程序随意捕人。为此，他曾受到一些革命党人的诋毁。这些书信、答记者问，除《伍先生公牍》有部分辑录外，主要汇集在陈瑞霖编的《（伍氏）平法记》一书中。这些资料本集均已收录。此外，1912年前后，国内政治生活空前活跃，各种政党相继成立。伍廷芳参加和列名的党派十余个。这些党派的章程、条规虽不完全出于伍廷芳之手，但与他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这些文件都是研究民初思想史的重要资料，鉴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编的《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大都已选录，本集未再选辑。1912年4月，袁世凯攫取政权，伍廷芳隐退。袁氏曾以高等顾问相聘，他拒绝了。10月，袁氏授与他“勋一位”以表彰建立共和的功绩，他辞谢了。从此，他寓居沪滨，五年未任公职。这期间，除了继续提倡兴实业、用国货、荐素食、讲灵学之外，还曾组织沿海几省市的工商界参加菲律宾赛会（相当现代的博览会）。他先后撰写了《延寿新法》、《中华民国图治刍设》、《斐律滨赛会记》和《美国视察记》等著述。《延寿新法》，他从人体功能、饮食方法和节度、睡眠、阳光、空气、服装、感触、运动以及烟酒毒害等方面利用当所掌握的知识从多方面阐述了养生保健问题。《中华民国图治刍议》是在民初清朝遗老旧臣一度鼓噪清宣复辟、“民国不如大清”的喧嚣声中写成的。作者在序言中首先批驳了“民国不如大清”的谬论。从“前清不国之原因”、“中国改共和之原理”、“民国应用治法”，逐步论述了改进教育、财政、钱法、开矿、关税、电政、盐务、司法、河工、用人、考试、监察、报律、外交、宗教、疆域、租界、户籍，婚姻、民族、文字、人口、禁赌各方面工作的思想，还专门论述了言论、平权、自由等问题，最后以“复辟谬说扰害共和”、“民国图治终睹成绩”结束。这些议论反对复辟、维护共和的立场是异常鲜明的。然而对待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和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他在书中的认识却很模糊。《斐律滨赛会记》记叙了他率领南几个省区的工商界携带产品参加嘉年华会的经过。其中在上海、香港和菲律宾的多次演说，反映了他主张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发展实业，扩大海外贸易，开拓市场，繁荣经济，也就是促进资本主义增长的思想。《美国视察记》，原用写成，由陈政翻译出版。伍廷芳根据他在美国长期的观感对该国的政府、商业、、礼仪、妇女、服制、筵宴、戏剧、、幻术、马戏、运动各方面作了介绍和评论，也论述了美国的自由与平等。书中有两章专门介绍中国文化，并对中西文化有所比较。
（五）
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与南北军阀斗争时期（1916-1922），是伍廷芳生涯的最后阶段。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伍廷芳坚决反对，旗帜鲜明地斥责洪宪帝制如同儿戏，劝进团、请愿团绝不代表民意。并对袁氏派去游说他支持帝制的使者指出，袁某切勿置身火炉之上。他表示要维护民主共和国制度至万万年。
6月，洪宪帝制覆灭，黎元洪（总统）、段祺瑞（总理）体制建立。北洋军阀出于排斥革命党的需要，邀伍廷芳任外交总长。1917年春夏间，段祺瑞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依恃北洋军队，专横跋扈。为强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沿袭袁世凯的故伎，他指使心腹组织公民团，围攻国会、殴打议员。伍廷芳对于武人拥兵干涉，破坏法制异常愤怒。他不仅与其他阁员一同辞职，使内阁陷于瘫痪，而且在北洋军阀势力包围的情况下，当黎元洪决定解除段祺瑞总理职务时，他毅然代理总理，副署总统命令，成全了法律手续。段棋瑞、张勋等通电指责解职令不合法，伍廷芳援引临时约法和民国成立后几届总理解职的先例，论证了他所副署的命令的合法性。段祺瑞唆使倪嗣冲等军阀以反对尚在二读阶段的宪法草案为借口，要求解散国会，并于5月29日反叛中央，宣布“独立”。黎元洪借助张勋平乱，张勋乘机拥兵要挟，强迫黎氏下令解散国会。对于这种违反临时约法的狂悖行动，身为总统的黎元洪慑于武人的淫威而屈服，伍廷芳则以代总理资格断然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军阀政客对他威胁利诱，他坚定地宣称：头可断，此令不可署。这些铿锵有声的正义谈话、通电本集均有收录。
黎元洪苟且屈服为蓄谋复辟的张勋提供了机会，张勋复辟又为段祺瑞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也使直系军阀头目冯国璋锝以登上总统宝座。1917年7月上旬，当段祺瑞打着“再造共和的旗号兴师讨逆时；伍廷蒡曾以辞职未准为据，带着外交部的印信到上海，宣称继续执行外交总长职权，反对复辞。7月中，张勋兵败，冯、段掌权，伍廷芳被免职。冯、段体制确立后，为否定资产阶级革命法统，他们决定毁国会、另议宪法。为此，孙中山倡导护法运动。伍廷芳表示拥护。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岛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军政府，孙任大元帅，伍廷芳被举为外交部长。因伍氏对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曾有保留，虽列名军政府，却未立即到职。但是当北洋政府悍然调兵南伐，挑起内战，决定改选议员、另立国会、另举总统，革命法统即将断绝之时，这年12月，伍廷芳南下就职。
1918年5月，西南官僚、军阀操纵改组军政府，决定改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举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岑春煊七人为政务总裁，旨在排斥孙中山。孙不甘受军阀官僚的摆布，离粤赴沪。伍廷芳曾劝孙以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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