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若干理论与政策问题_理论探讨
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教育问题备受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被作为人类迎接21世纪挑战的首要的关键性因素，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各种战略对策和国家决策。这种动向反映了未来社会和未来教育将会经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教育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教育自身也将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变革和创新，正如《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指出的：教育将要“进行上从未要求它进行过的最彻底的变革和革新”。因此，如何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为迎接21世纪做好准备，已经成为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并且坚定不移地组织实施，相继发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和《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教会，全面部署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这些决策是我国迎接21世纪的纲领和施工蓝图，包含着重要的战略选择和理论与政策上的重大突破，是我们学习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一、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
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问题。党中央作出的科教兴国的决策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战略选择。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教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央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发展的态势，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这是全面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特别是他明确提出教育在增强综合国力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这是对小平同志的实现“四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以及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党和国家根据世纪之交国际格局变化和现代化建设两个转变面临的新课题，形成的迎接21世纪挑战的基本战略。只有从理论和实践、和现实的密切结合上学习和把握基本精神，才能自觉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1．现代经济增长规律和国际发展经验证明，教育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处在先于经济增长的地位。教育对经济具有积极作用，这早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论著中就已提到。但在传统的经济发展中，教育并未作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196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t·w·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问世，揭示了作为人力资本主要因素的教育对于经济增长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将随着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增强而日趋增强。在20世纪60年代新技术革命到来之际，一批有重教传统的东方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迅速腾飞，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新模式。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种历史经验时指出：“多少个世纪以来，特别在发动产业革命的欧洲国家，教育的发展一般是在经济增长之后发生的。现在，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于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教育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这种作用，不仅在理论上为人们所接受，而且为实践经验所证明；不仅是教育界的共识，也是包括经济界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识。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对1960—1985年58个国家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表明，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平均每增加一年，可能会使gdp增长3%。这种作用要在至少接受4年教育之后才逐步明显。《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又指出，1960-198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产出与资本的弹性指数为0．4，即资本每增加1％，产出提高0．4％；而美国这一指数为0．60-0．75，其原因在于教育水平的差距。该报告得出结论：“教育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使其他发展目标得以实现。”从这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同现代经济发展中知识和技术作用的增强密切相关的，这种规律也预示着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变化的趋势。
2．世界范围正在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将会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生活和国际竞争格局，将成为国家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以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缩短，科技和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呈现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其结果是在发达国家正在迅速兴起知识经济这种新经济形态，它的发展速度超过制造业，将成为21世纪主导型的经济形态。这种趋势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发展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将会下降，知识和技术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国际竞争的格局，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时代拥有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比较优势正在削弱，知识、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正如美国未来学家艾文·托夫勒所说：“知识是敲响21世纪经济霸权大门的钥匙”。世界银行在1998年发表的报告(知识与发展》中指出：知识对发展的作用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现在国家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是知识的差距。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日本从70年代的“技术立国”国策改变为“科技创新立国”，正说明了知识和科技创新在当今和未来国际竞争中的突出地位。
这种发展态势已引起了我国领导层的密切关注，并且得出了相应的结纶。江泽民同志在全教会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技术在经济、国防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和突出，知识更新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日益加快。如果说过去国际军事斗争的背后，主要表现为直接争夺工业化必需的资源和商品、资本输出的市场，那么，当今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越来越围绕人才和知识的竞争展开。发展的优势蕴藏于知识和科技之中，社会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占优势，谁就在发展上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发展格局，对于第三世界的广大国家来说．既提供了利用高科技和先进知识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有利机遇，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他在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充分注意。一度被国际社会看好的一些新型国家的经济在这场危机中严重倒退，说明发展中国家如果过分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如果仅仅靠利用自已的廉价劳动力、消耗自然资源，依赖外国现成的技术产品来发展经济，而不是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努力提高本国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那就会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处于被动和依附的地位，就必然进一步拉大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这个论断无疑是我国对国际竞争格局变化的回应，也是迎接国际竞争新挑战的战略选择。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和科技都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许多比较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据原国家科委抽样调查，在有引进项目的220个企业中，同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合作进行吸收消化的企业只占2%，大多数企业是依靠引进技术和本国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参与国际竞争，在高科技和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面临着竞争能力下降的严峻挑战。为了迎接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党和国家把提高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到了关系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新高度，把提高民族创新能力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提到了我们面前。
提高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基础在教育。江泽民同志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无论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还是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方面，教育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如果说从全国范围内现阶段实行工业化和化平行发展战略，主要任务还是实现工业化，那么．教育则在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同时，更要提前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做好人才和知识的准备。教育在准备知识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完成工业化、较高的教育普及程度、较强的创新能力)方面，都将发挥关键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实现工业化和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工程，也是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3．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教育在解决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矛盾，实现社会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又是在一个人口多、经济、文化落后这样一种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的，这就势必使我们面临许多工业化国家所未曾有过的特殊矛盾，例如经济总量大而人均水平低；人均资源短缺而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高；科技进步的要求迫切而高素质劳动者和科技人才短缺；人口多、就业负担重而大量低素质劳动者又加重了结构性失业，等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低(1998年为3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80％以上)；人口和劳动者素质低，影响科技进步和创造就业机会 在技术和劳动者素质都处于低水平的条件下，两者会形成恶性循环：科技进步会淘汰低素质劳动者，加重结构性失业；解决低素质劳动者的失业问题，就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会阻碍科技进步。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加快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劳动者素质，变沉重的人口负担为人力资源的优势。在解决这个矛盾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主要是：
(1)培养专业人才和提供知识贡献，促进科技进步；
(2)延长年限，推迟就业，缓解就业矛盾；
(3)加强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再就业能力，适应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
(4)着重培养受者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就业机会。
因此，改革和发展在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中，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
4．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作用。经过近20多年来的学习和实践，尤其是小平同志的深刻思想，在党的12大以来各次党代会报告中的论断，使全党、全社会对于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科教兴省”、“科教兴市”已经成为大多数地区的决策。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长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即重物质资本投入、轻人力资源开发，重硬件建设、轻软件开发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转变，生产性浪费数目惊人，而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国教育经费近20多年来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仅以1991-1998年为例，教育总经费从731．50亿元增加到2949．06亿元，增长4倍，其中财政性教育支出从617。83亿元增加到2032．45亿元，增加3．2倍。但是，教育经费的增长仍然滞舌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国际上作为衡量政府对教育投人水平的指标，即公共教育经费(在我国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从1991-1995年连年下降，从1990年的3．04％，到1991年的2．85％，1992年的2．73％，1993和1994年的2．52％，1995年的2．46％，直到1996年才开始回升，1998年为2．55％，1999年的比例有明显提高，但还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远低于1995年世界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gnp4．9％的比例：也低于欠发达国家平均4．1％的水平。因此，实现《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规定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4％的目标，只是达到欠发达国家1995年的平均水平。现在看来20世纪末是达不到这个目标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地实现这个目标，教育不仅不能发挥先导作用，相反很可能会拖现代化建设的后腿。因此，江泽民同志在全教会上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将教育纳入战略发展重点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和关键的基础设施，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要抓好教育工作，坚持在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时保证教育优先的适度超前发展，坚持在安排各级财政预算时实现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宁可将其他方面的事情放慢一点，也要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为教育优先发展提供物质保证。”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1998年开始，连续五年中央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各地也仿效中央每年提高一至两个百分点。我们相信只要切实转变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调整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教育经费增长滞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状况就会改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将会充分发挥，也才能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
教育战略地位和作用发挥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教育发展水平、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教育观念和人才培养模式，不能满足现阶段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更不能适应21世纪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发展提出的挑战。教育投入不足固然制约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而教育自身如果不通过改革和创新加快发展，教育投入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样有可能拖现代化建设的后腿。因此，“有远见的、成熟的、合格的领导，必然是重视教育的领导。”这里讲的重视教育的领导，既要确保教育投入的优先地位，保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还要亲自领导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真正做一个“教育省长”、“教育市长”，使教育的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使教育的规模、结构、体制和运行机制、人才培养的质量规格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实现区域、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发展的现实依据和战略选择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仅举几例：我国1998年年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73％，2000年基本实现“普九”，从义务教育法颁布的1986年算起，只用了14年时间，即使从建国以来算起也只用了50年，而德国用了128年普及8年教育，日本也用了30多年才普及6年教育。如果考虑到我国的人口因素，那么，在近13亿人口的大国普及基本教育确实是伟大的社会工程，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应该是辉煌的篇章。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1998年达到632万人，毛入学率为9．2％(老口径为7．1％)，以老口径计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提高到7％，我国用了10年时间，而世界发展中国家则平均用了20年时间。这些事实说明我国教育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为21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例如我国1998年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9．2％，低于1995年世界平均16．2％)，还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于教育的需求，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仍然是21世纪初工作的迫切任务。
我国教育发展战略选择的基本依据是教育的供求关系，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相对不足的教育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存在着拉动扩展规模的因素：
(1)人口因素：人口基数大，年轻型人口结构存在超大规模的需求；
(2)经济社会因素：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专业人才，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使教育需求向高质量、高层次上移；
(3)体制因素：长期沿袭的“准干部”制度和包就业的人事制度，助长追求高学历的社会心理；
(4)文化因素：独生子女比重大和重学历的东方文化传统，增加了学历的社会压力，等等。
供给能力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撑能力和居民承受能力的制约。这种供求矛盾的突出表现是：
1998年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945元(折合114．4美元)；1995年世界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241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273美元，在以如此低水平的投入支撑现有教育规模的条件下，如何回应社会持续增长的教育需求?这是我国教育发展战略选择的基本问题。根本出路是通过改革，扩大教育资源，同时要合理地配置有限的教育资源，使各种资源充分发挥作用，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有效教育需求；也就是世界银行在其(中国21世纪发展战略目标)政策纪要报告中提到的，要实现“公平、效率、质量”三个基本目标。这就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全局的关系：
1．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主要是指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从保证教育公平和提高民族素质的角度，普及义务教育无疑是基础工程，国家也明确把“普九”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从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创建国家创新体系的角度．高等教育在提高民族创新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方面居于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普九”目标逐
步实现，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热”的情况下，很容易把关注的热点转向高等教育。处理好这个关系，首先要准确判断“普九”的现状，关键是不要把普及教育误认为是一次性验收，而是作为满足全民基本学习需求，真正接受现代社会必需的基本教育。我国到20世纪末基本“普九”的标准侧重于保证教育机会和最低的教学条件，即使以现行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来衡量，1995年全国还有73．98％的小学和53．59％的中学，理科教学仪器配备未达标；65．8％的小学和57．43％的中学．图书设备未达标；79．72％的小学和57．07％的中学，教学分组实验仪器配备未达标。这些数据足以说明现阶段的“普九”是低标准的普及教育，需要巩固和提高。如果在当前“高教热”的影响下，不适当地过早把重心高移，会造成义务滑坡(如有些地方近年初中辍学率上升)，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而发展高等教育对于提高国家文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包括对于提高基础教育质量．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不可能建设高质量的基础教育。这里的关键是把握“度”。美国其200多年的教育发展过程时，把教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让尽可能多的人，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让所有的人受到基本的教育，让尽可能多的人受到更多的教育；让所有的人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我国现在可能处于他们说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在保证所有的人受到基本教育的同时，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尽可能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因此，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要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不同的地区将根据普及教育的进展，决定提高教育水准的进程。 2．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21世纪教育的重点无疑是质量，整个教育工作要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但是，由于我国原有的教育基础薄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有一个数量扩展的过程，尤其是高等教育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从国际比较和我国现实看，我国正在进入高等加快发展的阶段：
(1)国际上许多国家在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时，高等有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
(2)一般国家在实现工业化时，高等教育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毛入学率为15％以上)；
(3)居民收入从温饱进入小康和宽裕阶段，教育支出在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上升，支付能力
(4)教育普及程度提高，社会教育需求向高等转移，同时也提供了充足的生源，等等。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呈现出这些特征，高等教育的积极发展不仅是人民群众的愿望，也是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近年高等教育的扩招正是反映了这种要求，有利于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增长的需求；有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准备和储备人才；有利于缓解升学竞争，为基础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创造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推迟就业。缓解就业矛盾；有利于启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从社会反响看扩招的意义是积极的。当然，由于扩招准备工作比较仓促，配套的政策措施有待完待，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人认为主要有：
(1)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的持续协调发展。2000年扩招43万，年增41％，属于超常规发展，今后仍将扩大规模，年递增率应该同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相一致，同其他层次和类别的发展相协调。
(2)如何加快改革，形成政府宏观指导下的市场调节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机制，突出的是改革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到位，使高校招生成为在政府指导和市场导向下的受者的自主选择，政府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和调整工资政策进行宏观调控。
(3)如何完善评估监控体系，保证数量扩展过程中的基本教育质量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都要注意：是只讲数量。不坚持基本质量以牺牲基本质最求发展，这种发展是不能持久的，对社会和教育都会产生有害的后果；二是以经济体制下的划一的质量要求和精英教育阶段的质量标准来衡量走向大众化阶段的质量水平。在精英教育阶段，大是同龄人中的极少数的姣姣者，毕业后主要面向机关、教学科研和国有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岗位，教育质量大体上比校接近；而当一大批适龄人口进入高等学校，服务面向将扩大到社会的许多部门和岗位，教育质量应该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既要有作为高等教育(即在高中文化基础上)的基本质量标准，又要根据不同院校和不同培养规格确定多样化的质量要求。在质量问题上，要改变单纯从教育内部的评价标准衡量实际质量的高低，而应重视社会对人才的不同要求，特别是适应社会实际工作需要的各种能力，把教育内部评价和社会评价结合起来，大面积地提高高等质量。
3．一般与重点的关系。 教育公平原则要求教育资源公平地分配到学校和学生，也就是要办好每一所学校，培养好每一个学生。这个原则，不仅指提供机会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也包括受高质量教育上的机会均等。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办重点校，改造薄弱学校，素质教育强调面向全体，都是体现教育民主化的精神。但是，我国是一个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大国，面对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有一个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必须办好一批水平较高的学校，培养一批各个领域的带头人，其中还包括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办好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造就能站在世界学术前沿的大师级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包括跨国公司的总经理。这些学校和人才是国家文化和经济技术以及行政管理水平的代表，也会带动各个领域的发展。所以，从全局看，加强重点也是为了带动全体，两者是互动的。问题是如何按照在保证一般学校的最基本需要的条件下，加强重点建设的原则，有效地配置资源，也就是要给大多校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以此为“度”，集中配置一部分资源。还有一点就是运用怎样的机制和方式实施重点建设。在起始阶段，政府确定若干所学校(一般属于公认的比较好的学校)，运用行政手段推动建设，比较有效率。但是，从长远看，应该运用社会评估，从学科建设、项目竞标人手，通过竞争选优扶持。这样做可能会程序繁多，拖长时间，但可以把竞选条件提高，不搞大面积申报评议，而是有条件的公开竞争；它的决策程序比较、公开、公平，动态建设，有利于带动一批重点学校发挥学科优势，不断提高学术水平。
4．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 这是宏观资源配置和战略选择的重大问题。世纪之交，区域发展战略将从梯度推进转向协调发展，并将把开发的重点向西部地区转移。教育如何适应区域战略的调整，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的投资倾斜和政策倾斜，同时加强东西部地区的人才交流和文化交流。世界银行在《中国2l世纪教育发展战略目标》政策纪要中提出，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不能等西郎地区经济已发展和人民收入提高之后再自行投资改善教育。国家应该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包括制定为西部地区吸引人才的政策等，逐步集聚教育优势和人才优势，为西部地区的大开发提前做好人才和知识准备。高等教育整体布局结构中的中西部地区高级专业人才的地区分工等，需要相应的进行制度和政策调整。东部地区要继续利用区位优势，瞄准世界21世纪教育发展的趋势，建设高质量的教育，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为中西部地区提供经验，发挥示范作用，并且利用自身智力和财力的优势，支援和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和提高。
三、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框架结构
我国现阶段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展开的，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逐步进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适应(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改革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的任务；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根据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相适应的教育体制；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是根据党的十五大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攻坚阶段做出的重大的理论和政策上的突破，对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做出了突破性的决策，把体制改革推到了一个攻坚性的关键阶段。
1．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主要涉及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教育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把原先适应经济体制的教育体制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体制，对这一点的认识是一致的。现在的问题是教育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教育运行中具有什么作用?政府、学校、市场之间处于什么关系?教育有没有市场、教育是不是产业、教育能不能产业化、市场化?这些问题直接关系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需要在改革的探索实践中逐步回答。因此，现阶段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不同改革模式的试验，是有利于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体制模式的。我这里只从教育属性的定位这个角度提一点看法。我认为教育具有社会共服务事业和产业的双重属性。承认公共服务事业属性，就要确认教育具有同经济运行不同的规律，肯定政府对教育负有主要的责任，教育不能完全进入市场，实行市场化；而承认产业属性，就要肯定教育是人力资源和知识的生产部门，教育通过人力资源和知识同市场的交换，会增加社会财富，产生经济效益，也就要肯定教育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可以运用产业运作方式和市场调节机制。这里的叫题是究竟在什么范围和多大程度上运用产业运作和市场调节的方式?就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角度说，主要是涉及学校、政府、市场、社会这几方面在教育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义务教育阶段，在政府管理下，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市场的调节机制主要在民办教育中发挥作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在政府宏观管理下，学校面向社会(市场)自主办学，市场调节作用的大小，依不同类别的学校和专业而有所不同。这样，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能否说主要包括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广泛参与，市场适度调节，学校自主办学?在这个模式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关键．政府越是转变职能，善于宏观管理，市场就有更大的活动空间，越能有序地发挥多方面的调节作用；同样，市场越是发育成熟，规范有序，政府就越能转向宏观管理；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形成制度化的调节机制的条件下，学校就能形成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自主办学的体制和机制。
2．管理体制中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学校。中国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改变统得过死的中央过于集权的体制，实行在中央大政方针下的地方分权；改变政府对学校管得过多过死的体制，确保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地位和权利。这个问题的改革思路和目标是明确的，问题在于实施到位。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基础阶段已经明确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实行的成效也是显著的。
主要问题是，在这个体制中，中央政府的责任和权力，现在基础教育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实际上是在中央，包括基本学制、课程设置和标准、教材审定、教师资格和编制、工资标准乃至学校行政管理中的政策性问题等。但是，中央财政中除了阶段性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专项经费外，没有用于基础教育的稳定的经费项目。世行的建议中就提出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是值得研究的。 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主要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任务，第三次全教会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的突破。一方面确定由国务院授权，把高等职业学校和大部分高等专校的管理权下放给省级政府；一方面继续推进中央部门办学、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共建、调整、合并、合作”，把中央部门举办和管理的高校的大多数划转地方或以地方管理为主，中央只管理少数关系全局和行业性强、地方不便管理的学校；并且提出在三年内，建立起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人民政府管理为主的新体制。今后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决策统筹、规划管理等将主要由省级政府负责；这有利于高等教育同区域经济相结合，更好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与这项改革配套，就要调整高等院校的布局结构，因为原有的高校布局是以全国和大区为主配置的，六个大区所在地的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43％，而这些高校大多是面向全国或大区的。现在多数高校由省级统筹和管理，省际之间高校分市不均衡；高校资源充裕的省份如何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而资源不足的省份又不要完全自成体系，重复建设。这就要通过统筹规划、调剂余缺、成本分担、利益分享等方法，使高校扩大为社会服务的范围，打破地方分割，实行跨地区招生和就业，使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是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学校能真正成为依法自主办学的实体，真正具有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能力。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理论和目标的问题，主要理由是：一方面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没有真正到位．其中有思想观念；组织体制、传统惯性以及既得利益等因素，需要有革命精神推进这项改革；另一方面是经济体制、体制，包括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还没有真正到位，学校从政府文件中得到的自主权由于制度和政策不配套而不能落实。因此，学校是否改变对政府的依附关系，是衡量体制改革深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世行在其报告中提出，要把上级政府管理权限中属于学校的直接归还学校，而不要在各级政府中搞“层层下放”，中间环节越多，越容易被截留；这应该在管理体制改革中加以实施。
3．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改革是一种机制性的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是要打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实现办学主体的多元化，社会各界包括私人参与办学在教育决策和教育运行上就会增加社会参与的力度尤其是民办教育直接面向市场，势必增强市场对教育的调节作用。投资体制的改革是增加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学校要吸纳社会其他了面的资金，就会运用某些市场机制。这些改革的深化实际上是在改变教育运行中的单一的行政作用，发挥市场机制对的调节作用。这两项改革的政策已经有了重大突破，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形成操作性的法规和规范。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
(1)如何从政策法规上体现鼓励各方面向教育投资，举办各种形式的民办；
(2)教育机构是否需要分为营利性机构和非营利性机构，以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管理原则，当然这涉及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3)民办学校的产权界定；
(4)民办投资者的投资回报；
(5)民办学校董事长和校长的权责关系；
(6)民办学校教师的地位与待遇；
(7)社会向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
(8)成本分担的具体政策原则，尤其是非义务阶段在政府财政可能提供的学额之外的扩招部分，是采取普遍提高收费标准、加大对贫困资助的办法，还是在二级学院中实行另一种收费标准；
(9)在实行成本分担，提高收费标准之后，相当部分要通过贷学金上学，需要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标准，以提高其还贷能力；
(10)如何运用金融手段加大教育投资，等等。 总之，从适应经济体制的教育转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需要有一整套制度和政策的调整和建设，体制改革要从体制体制转轨转向制度创新。
4．要将解决教育与科技、经济、社会的结合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 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克服教育、科技同经济相脱节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需要，也是迎接21世纪挑战的重要准备。要从人才培养、知识贡献和直接社会服务等方面，使教育工作的各个部分密切结合社会实际。这就需要：改革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吸取技术和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按照社会实际需要，培养多种人才，尤其要重视培养创业型人才；面对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课题，使科研同生产实际和社会实际更加紧密地结合，并加快科研成果向实际应用的转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知识贡献；加强高新科技研究和开发，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的科技园区建设，有条件的高校要创办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方面军；职业教
育和成人要加快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第一线劳动者的科技和文化水平，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知识化和化水平；各级各类学校要以自身的知识优势，通过多种形式为社会服务，中小学要成为社区文化和科技传播的中心，高校要发挥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成为学习化社会的中心机构。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体制问题。按照江泽民同志的要求：“通过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尽快建立教育与经济、科技密切结合的新机制”，继续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企业教育综合改革，实行经、科、教统筹；高校同企业可以合作建立研究机构；学校的管理机构尽可能吸收企业和社会有关人士参与等。总之，只有建立学校与社会双向参与的体制和机制，才能使教育同经济、社会的结合有制度化的基础。二是队伍建设。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缺乏生产和实践的经历，也缺少经常参与实践的渠道和条件。要改变教师队伍结构，增加有实践经验并有学术水平的教师的比重，创造条件(包括相互兼职等)让教师经常参与社会实践，建设一支既有较高学术水平，又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教师队伍，为同经济、社会的结合创造条件。
四、全面推进素质，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政策
教育改革和发展最终落实在人才培养。素质教育就是要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素质教育最初是针对基础教育中的“应试”倾向提出来的，经过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这次全教会赋予了新的内涵，推向包括整个教育系统的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以“三个面向”为指导，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提高国民素质，培养21世纪的高素质人才。就这个意义上说?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是建设21世纪的高质量教育，培养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是教育思想观念、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刻变革与创新。
我国的人才培养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其中有优秀的和成功的，也有明显的缺陷和弊病。例如：我们有基本的教育标准以及相应的比较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能保证大面积的基本教育质量；同时又过于划一呆板，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我们比较重视基本知识的教学和训练，学生的知识水准相比起来还有优势；但是又偏重于书本知识的传授和考核，对于学生各种能力，特别是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严重欠缺。我们的教学管理比较严格，学生学习刻苦认真；但是学业负担过重，缺乏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等等。我们当然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教育传统，问题是我国现行教育中的弊病，由于高层次和高质量教育供不应求而产生的“为应试而教，为应试而学”的倾向，严重干扰着人才培养，也阻碍着适应21世纪需要的教育改革与创新。因此，只有推进教育的整体改革，才能全面推进素质。
1．以“三个面向”为指导，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把培养综合素质，特别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摆到重点地位。21世弛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对人的素质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例如：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知识化、信息网络化、劳动世界市场化等，要求未来社会的人才必须面对复杂多变、更富有挑战性的世界(比尔·盖茨说：未来10年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以往50年)；未来的中国人将承担既完成工业化又迎接化的双重任务；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他们应该具有比前辈更高更新的素质。综合素质既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更指知识、能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和谐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21世纪教育的四根支柱(学知、学做、学会与人相处、学会生存)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综合素质的要求。这就要求改变那种把教育局限于单纯传授书本知识的狭隘眼界，着重培养的基本素质，即能为他们的终身发展打好基础的综合素质。而强调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则更是反映时代要求和针对现实弊端的，抓住这个重点将会突破现行教育的禁锢，带动观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2．建立富有灵活性和弹性的教育教学制度，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社会成员创造多种多次的教育选择机会。包括改革招生制度，放宽大学入学年龄限制；实行分阶段完成学业的学分制和工学交替制度；构建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相互衔接，使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互沟通而成为高等的“立交桥”等，使人在一生中有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的机会。
3．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和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推进教育模式的革命性变革，为创建“人人皆学之邦”的学习化社会创造条件。要充分认识现代技术对未来教育的革命性影响，在现有教育技术的基础上，以中国教育科研网和卫星视频系统为基础，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现代远程教育网，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各种教育服务。这将会引起教育观念、教育手段、教育过程、教育组织结构、师生关系乃至整个模式的变革。
4．改革用人制度，转变社会文化心理，为优秀人才的成长创造社会文化氛围和制度化环境。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从更深的层次说，涉及国民心理的塑造，要营造一种“鼓励和支持冒尖，鼓励和支持当领头雁，鼓励和支持一马当先”的社会氛围，为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宽松的环境。同时，在用人制度上，要敢于打破平衡，对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衽政策上的倾斜，在制度上为才华横溢的人才创造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