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法学理论（五）_土地资源环境法论
[关键词]
（二）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是说明环境法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的理论，是对环境法的长远发展、总体发展起指导作用的理论
目前，已经形成一套环境法的原则、观念和制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法的原则、观念和制度都可以称为环境法的基本理论，其中不少环境法原则、观念和制度实际上是环境法的一些特点。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揭示了环境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功能，这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揭示了环境法的本质特点和内在的发展规律，这就是将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才能能科学地揭示和说明环境法的产生和发展、本质和特点、内容和形式、基础和功能，才能说明环境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理由，才能解释环境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特点，才有资格成为环境法的基本理论。例如，对“为什么说环境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为什么说环境法具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综合性、科学技术性和公益性”这类问题，如果用传统的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法学理论或法律阶级性理论是很难解释清楚的。只有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本质特点出发，阐明环境法以保护环境资源为主，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既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又调整与之相关的人与人的关系、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社会环境、既维护自然秩序又维护社会秩序，才能解释清楚环境法的上述性质和特征。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是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基本标志，也是环境法具有综合性、技术性和公益性的基础。
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形成、评价各种环境资源法律以及环境法学的观念、原则和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评价、判断法律规范是否属于环境法律规范以及建立健全环境法体系的主要依据，凡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或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或凡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目的的法律，都属于环境法的体系或环境法的范畴。实践证明，运用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能够指导地制定环境法律、准确地解释环境法律、合理地说明环境法律现象，能够指导环境法的实践，成为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指南。其他任何传统的部门法学理论，都难以成为环境法的理论指南，难以在环境法制建设的实践中起理论指导作用。
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抓住的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矛盾，因而是对环境法起长期作用、总体作用的理论。如果仅仅是某个阶段或某个发展时期的理论，仅仅是环境法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的个别理论，则不可能成为环境法的基本理论。
（三）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是体现环境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法律规范的理论，是将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制结合起来以实现环境法治的理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与环境事业的深入发展，国家和人民对法学研究教育和环境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江泽民主席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2日）指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修改的宪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式写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1998年中央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强调：“加强环境法制建设”、“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因此，今后我国环境法学研究和、环境工作和环境法制建设的任务就是“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
笔者理解，简单地说，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治的轨道就是实行环境法治。具体地说，实现环境法治应该包括如下个要素：第一，要有一套体现环境正义、公平的，符合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的，正确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旨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法律，即制定一套良好的、的环境法体系。“正义”历来被法学家认为是最重要的一项法律原则和法治原则，环境法中的正义就是符合自然或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第二，要重视和强调环境民主和公众参与，确定和保障公民的环境权，将环境民主与环境法制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环境民主与环境法制的有机结合、公众参与加环境法制就是环境法治。公民环境权是“基本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道德权利、自然权利，从法律上肯定、确认、尊重和保障环境权是环境法治区别于人治的最根本的价值追求。第三，要强调环境法律的权威，公正、普遍地实施环境法律，在环境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必须公正、严格地执行环境法律。第四，要形成环境法治意识和环境道德风气，将环境法的实施与提倡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
既承认人的价值又承认环境的价值，既尊重人的尊严又尊重大自然尊严，这是环境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既有大量直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法律规范，又有大量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律规范，还有同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法律规范，这是环境法的鲜明特点。正如民法包括物权、债权这些基本规范体系一样，环境资源法也包括环境权、自然资源权这些基本规范体系。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则充分地体现了上述价值取向和基本法律规范的作用。任何理论都体现一种价值观念，任何法律学科理论都为其基本法律规范服务，但是没有哪种传统部门法学理论能够象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那样，充分体现环境法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法律规范。
在包括各部门法学理论在内的各种法学理论发展史上，道德和伦理一直对法学理论具有重要影响。民商法、婚姻家庭法、社会保障法、劳动就业法、人权法等法学理论都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和伦理观念，这些道德、伦理观念的基本特征是调整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人与人关系的道德。环境法学也与其相对应的道德和伦理，这就是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环境道德，又称生态道德、地球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其核心是有关人类尊重、爱护、保护自然和环境的道德。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例如，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广为散发的《保护地球─持续生存战略》（1992年）认为：基于互相尊重与关心和保护地球的道德准则是持续生存的基础；我们的生存依赖于对其他物种的使用，这不仅是使用问题，而且也是道德问题，我们要保证它们的生存并保护其生境；应把人类的道德观念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应把保护环境、尊重自然、维持持续生存作为人类的道德准则。环境道德含有对待自然的“义务”性规范，这种“义务”是促使将环境道德上升为环境法律义务即环境道德规范法律化的基础。环境道德规范法律化，是将人类环境道德理念、原则、规范上升为法律的过程，也是好的环境法律由此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良好的环境法律，就是符合环境道德的法律，就是促进环境公平和环境正义的法律，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环境法律的本质和特点，从而构成环境法治的基石。环境道德和环境法律的结合，即环境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和环境法律规范的道德化，是环境法治得以成立的不可或缺的两个阶段，也是人类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过程。
目前，环境法与环境道德的内在联系，已经得到环境法的明确承认。例如，日本《自然环境保护基本方针》（1973年）提出：“为了使自然资源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使我国每个公民养成珍惜自然资源和自觉地保护与保全自然的习惯，应当积极地在学校和社会上进行环境教育，以使公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对自然有更深的爱和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随着环境道德的兴起，它在我国的环境政策和法律文件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例如《中国21世纪议程》（1992年）已将“形成新的人与自然相处的伦理规范”、“建立与自然相互和谐的新行为规范”即环境道德，作为21世纪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国育委员会制定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领（1996年－今年）》[138] 是我国第一个提倡、推广全民环境道德的长期规划，该纲领明确提出：“环境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手段之之一。环境教育的内容包括：环境知识、环境法律法规和环境道德伦理知识”：“通过环保知识宣传活动，逐步规范公众的行为，培养良好的伦理道德规范，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逐步将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合理利用与节约各种资源的意识和行动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出于对环境道德力量的深刻认识，《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1992年）规定：“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司法、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部门应当开展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树立重视环境、保护环境、美化环境的社会道德风尚。新闻单位应加强对环境保护的舆论监督。”这是我国地方环境法规对环境道德的明确肯定。
实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人类社会和自然法学理论追求的理想境界。为了保护和管理好环境资源，应该将环境道德和和环境法制结合起来，良好有效的环境道德规范应该有法律的保障和维护，基本的环境法律权利应该有生态伦理力量来支持。“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只有将道德和法律结合起来，“导之以德，齐之以刑”，才能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传统的部门法学理论很难承认、无法容纳这种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的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因为它们只承认法律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功能。只有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法学理论，才能将环境道德、生态伦理与环境法律结合起来，才能在环境道德、生态伦理的思想意识基础上，制定和完善有关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法治秩序，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法治国家和环境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
蔡守秋，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1997年11月3日中国报“。
王太庆主编：《西方自然哲学原著选辑》（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53页。
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 张宏生、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第13页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 《法律篇》，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第78页。
[9] （苏）涅尔谢茨：《古希腊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7页。
[10] 《老子》，1976年3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以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为底本，第25章；参看周生春1990年版。
[11] （意）但丁：《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8页。
[12] [法]摩莱里著，《自然法典》，黄建安、姜亚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6～133页。
[13] [法]摩莱里著，《自然法典》，黄建安、姜亚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9页。
[14] 同上，第35页。
[15] [法]摩莱里著，《自然法典》，黄建安、姜亚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页。
[16] 同上，第23页。
[17] 同上，第25页。
[18] 同上，第35页。
[19] 同上，第193页。
[20]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第77页、第411页。
[21] p.m.卡博著的论文“自然与人的相互关系是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对象”，登于《人口地理与城市》（集），前苏联p.m.卡博等著，杨吾扬等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22]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77页。
[24] [印度]门伐提迦罗：《生态哲学》，《哲学译丛》，1985年第2期。
[25] j·s·密尔：《论自然》，引见吴国盛主编：《自然哲学》第2辑，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534～535页。
[26]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7页、172页。
[2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页。
[28] （苏）涅尔谢茨：《古希腊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7页。
[29]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等：《学说史》第21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
[30] 洛克：《政府论》下篇，第6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1] 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2页。
[32] 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52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
[3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第79页。
[35]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二版，第395页。
[36] 吴祖谋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一版，第27页。
[37] closing speech of mr. boutros ghali in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 u.n. doc. a/conf. 151/26（vol. iv）（1992）。
[38] 江山著，《法的自然精神》，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3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16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2] 恩格斯：《致乔治·威廉。兰普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4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5]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5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6]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56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9]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1]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2]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3]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4]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5]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6]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7]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58]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59]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在1891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版本中，“不仅仅与自然界发生关系”改为“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对自然界的关系”改为“对自然界的影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页注1和注2，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60]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中文版，第200～201页。
[61]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6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4]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6]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7]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8]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6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0]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1] 恩格斯：《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7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4]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8～39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5]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6]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7]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8]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9]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0]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1] 同上。
[82]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5]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2月13）。
[8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7] 列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161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88]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9]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0]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1～2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4]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95]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24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96]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506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68页。
[98]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505～506页。
[9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0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2] 蔡守秋著，《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103] 蔡守秋著，《法学研究》1981年第3期。
[104] 蔡守秋著，《环境法》1987年第2期。
[105]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版。
[106] 收入《儒学与法律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
[107]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
[108] 江山著，《法的自然精神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09] 笔者注：在江山的著作中，“同构”是一个经常使用、含义复杂的解释，仅他自己在《互助与自足──法与经济的逻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一书中的解释就达1000多字。根据他的注释（第47页），“同构多用于学和领域，我现在将它引进为一个哲学范畴，同构即诸相互助且同一的状态，也是可以相对感觉、表述、解释的世界”。他认为“同构是最为普遍的用。同构可以是不同级次或不同领域或交叉共存的。绝对意义上讲，宇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整体或总同构”，“总凡一切现象（在、为、生、是、有、流）均可称之为同构”，“本体变转即是相，诸相互助同一即为同构”。有时笔者将江山的“同构”理解为为目前较为流行的“综合”、“结合”或“统一”等概念。
[110] 以上参看江山著《法的自然精神》，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章“法域和正义”的第5节“人际同构法”，第160～169页。
[111] 江山著，《互助与自足－法与经济的逻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第322页。
[112] 同上注，第322页。
[113] 同上注，第223页。
[114] 同上注，第103页。
[115] 同上注，第104页。
[116] 同上注，第104页。
[117] 同上注，第220页，第224页。
[118] green justice：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urts. by thomas more hoban and richard oliver brooks， published in 1987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westview press， inc. isbn 0-8133-03261-7.
[119] environmental justice， by peter s. wenz， published in 1988 b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inc. isbn 0-88706-645-5.
[120] 李鹏为《环境保护知识读本》写的序言，1999年 第3 期《求是》杂志。
[121] 1997年5月22日中国环境报。
[122] 恩格斯：《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23] 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序言第14～15页。
[124] 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10页。
[125] 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52页。
[126] 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53页。
[127] 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57页。
[128] 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一版，第59页。
[129] 见1991年12月21日《中国法制报》。
[130] 见bates，g.m.（gerard maxwell）， environmental law in australia， second edition， 1987 butterworths pty limited， printed in australia by hogbin， poole（printers） pty ltd， page 300-301.
[131] 笔者译自《环境正义》，彼德·s·温兹著，美国州立大学1988年出版，第138－142页。environmental justice， by peter s. wenz， published in 1988 b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inc. isbn 0-88706-645-5. p138-142.
[132] 1997年12月30日《中国环境报》。
[133] 江山著，《互助与自足－法与经济的逻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第295－296页。
[134] 同上注，第298页。
[135]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36]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37]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38] 见中国环境报1997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