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经典译文之亚文化—垮掉的一代（２）_文学文化

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尽管“垮掉的一派”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流派，但这一流派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影响却是强大而深远，其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几个作家或作品上。

从很多角度上看，“垮掉的一代”都可被视为美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支“亚文化”。“垮掉派”文人是二战之后质疑和否定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对主流文化的态度和观点影响了后世的人们对文化的理解。

“垮掉派”文人对体验各种极端的生活方式有浓厚的兴趣（例如放纵的性爱和吸毒等）。他们也是美国知识阶层中权威和主流文化最激烈的挑战者。许多“垮掉派”文人对东方文明充满兴趣，他们在西方传播了关于“禅宗”和“佛教”的种种知识。

以下是艾伦·金斯堡于1982年冬天出版的《什么是垮掉的一代》中的一些引言：

• 对于“垮掉派”在艺术上的主要作为可以作出如下描述：
  • 支持精神自由和性解放（或性自由）。例如同性恋权益的自由、男女平等、黑人权益、反对年龄歧视的“格雷·潘瑟运动”等。
  • 支持文学作品不受审查制度危损的自由。
  • 支持大麻和其他毒品合法化。
  • 支持摇滚乐吸收蓝调因素并施行节奏革命。事实上，美国50－60年代的一些摇滚巨星如甲壳虫乐队和鲍勃·迪伦等都曾深受“垮掉派”作家和作品的影响。
  • 主张普及生态保护意识。最早提出这一理念的是盖瑞·施奈德和迈克尔·麦克鲁尔，他们提出了“洁净行星”的概念。
  • 反对军事－工业文明。博罗斯、汉克、金斯堡和克鲁亚克的作品中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对这一文明类型的厌恶。
  • 克鲁亚克提出“第二信仰”的概念。
  • 反对全国性的政府权威，维护地方文化。
  • 尊重本土文化和原住居民。克鲁亚克在《在路上》中曾提出口号“这个地球是印第安人的”。
• “垮掉的一代”的核心理念可以用《在路上》中的一句名言来解释：“因为我很贫穷，所以我拥有一切。”

向“嬉皮士”时代转变

在60年代，“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化分支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活跃于40－50年代的“披头族”们开始被更加活跃的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群体所替代，这一族群的名称也被改为“嬉皮士”。

当然这种转变是次第完成的。在60年代，很多“垮掉派”文人仍然非常活跃，比如艾伦·金斯堡，他在反越战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和他旗鼓相当的另一“垮掉派”作家杰克·克鲁亚克却逐渐淡出这一运动。他在60年代和金斯堡决裂，并将60年代的抵抗贬斥为“恶毒的新托词”。

“垮掉派的一代”对60年代的抵抗思潮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例如，摇滚明星鲍勃·迪伦和艾伦·金斯堡关系就非常密切。

依照艾德·桑德斯的说法，从“披头族”到“嬉皮士”的最终转变的标志是1967年旧金山金门公园的抵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艾伦·金斯堡、盖瑞·施奈德和迈克尔·麦克鲁尔高唱圣歌，带领游行的人群。

桑德斯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披头族的荣耀》中曾如此追忆：

我们怀念“披头族”。尽管我们从来不用这个词来描绘自己，但我们是如此热爱它。从今以后，再也没有“披头族混编队”在南方三k党的地盘上进行抗议民权运动游行了。现在我们都变成了“混蛋嬉皮士”。
事实上，“披头族”和“嬉皮士”在风格上还是存在一些区别的。“披头族”多半喜欢昏暗的色调和深色的服饰，留山羊胡须；而“嬉皮士”则喜欢具有迷幻风格的艳丽色彩，蓄长发。“披头族”以“冷漠、抑制情感”而著称，而“嬉皮士”则追求“玩绚”，竭力表现个人特色。

两者的区别不仅仅表现在外表上。例如，“披头族”通常对漠不关心，而“嬉皮士”则热衷于参加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盖瑞·施奈德在1974年的一次访谈中曾说：

……下一个关键点是卡斯特罗攫取古巴政权事件。不关心的“垮掉派”的观点随着事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在进行中时曾在和平主义者中引发过激烈的讨论，然而在卡斯特罗胜利之后，这些人的想法又发生改变了。许多人改变了和平主义立场，或者重新审视“和平主义”这一概念。于是这场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革命”便显得不那么可怕了……
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不足以促进更加持久或巨大的变革，毕竟这是在50年代，一切仍很荒凉。所以我们的那些充满个人主义和存在主义色彩的选择使得我们担心自己的观念可能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甚至没人愿意倾听我们的言论。然而这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一种充满诗意的、道德上的选择。然而很快，卡斯特罗改变了这一切，马丁·路德·金改变了这一切。

语境

威廉·博罗斯二战后那段时期的主流文化曾不顾一切的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牢靠的文化新秩序，然而在知识界却有一股强大的潜流抵制这种强硬的文化秩序，他们追求自发的艺术创作，反对扼杀人们心灵的力量，他们怀有渴求无序、狂欢状态的浪漫主义情怀。

“垮掉的一代”就是这一潜流的代表，然而他们却不是这一运动的唯一参与者。在杰克·克鲁亚克写作“无意识散文”之前，就有许多艺术家开始追求摒弃规则的自我表达方式。比如宣扬即兴创作的爵士乐，以及所谓“抽象表现主义”者的创作等。

同时，战后还有许多其他艺术家对现有的文化规则持鄙视态度，他们反对社会秩序压抑天性和自我表达。例如作曲家和作家约翰·凯奇以及画家罗伯特·罗森堡等。威廉·博罗斯在出版《裸体午餐》之后开始采用布利翁·吉辛的“切碎”技巧写作，这一技巧和凯奇的“机会操作”技巧十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