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西夏文之谜的钥匙_历史故事
在甘肃武威市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件古代碑刻珍品，名为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俗称西夏碑。此碑为西夏天民安五年（1094年）所立。碑高2．5米，宽0．9米，厚0．3米。两面刻文，一面刻西夏文，以西夏文篆字题名，意为“敕感应塔之碑文”，正文为西夏文楷字，计28行，每行65字；另一面刻汉文，碑头有汉文小篆题名“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正文为汉文楷字，计26行，每行70字。碑中的西夏文和汉文所述的内容大体相同，但叙事前后有差别，两面文字不是互译的，而是各自撰写的。碑文记载凉州城内护国寺佛塔于西夏天堂癜踩年地震时倾斜，西夏皇帝和皇太后下诏加以重修之事，是现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西夏碑刻。
西夏碑原来封闭在武威城内清应寺的砖砌碑亭内，至清代时人已不知其为何碑。发现西夏碑珍贵价值的是甘肃著名学者张澍。张澍（1776—1847年），字百瀹，号介侯，凉州府武威县（今甘肃武威）人。他于嘉庆四年（1799年）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一书中把张澍列入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说他“才气无双，一时惊为异人”。张澍发现西夏碑后，当时西夏文尚无人能辨识，故被称为“天书”。他却说：“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以后事物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
西夏文是我国古代西夏党项羌族使用的文字。11世纪西夏主李元昊称帝，在广运三年（1036年）颁布西夏文，并命野利仁荣加以演绎，曾在西夏境内与汉文同时流行。西夏国灭亡（1227年）后，西夏党项后裔仍有人使用，此后逐渐湮没，成为“西夏文之谜”。1898年法国人德维亚首次考订西夏碑正面为西夏文。19今年，在我国黑城遗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出土了多种西夏、藏、蒙古、汉文的。其中有一本书称《番汉合时掌中珠》，此书为西夏文—汉文双解通俗语汇本，西夏党项人骨勒茂才著于西夏乾潭十一年（1190年），此书讲解了西夏文的构造、文字和文意。最先将西夏碑文译成汉文的是中国学者罗福成，他在1932年发表了《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一文，将西夏文译成汉文。此后，史金波、陈炳应、西田龙雄等中外学者，撰写了许多关于西夏碑的研究文章。中国当代语言学家王静如以后又对西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做了开创性工作。
西夏碑上近2000字的西夏文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极其难得的石刻文献；同时碑铭为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土地制度、纪年和官制以及当时的佛教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西夏碑原来封闭在武威城内清应寺的砖砌碑亭内，至清代时人已不知其为何碑。发现西夏碑珍贵价值的是甘肃著名学者张澍。张澍（1776—1847年），字百瀹，号介侯，凉州府武威县（今甘肃武威）人。他于嘉庆四年（1799年）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一书中把张澍列入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说他“才气无双，一时惊为异人”。张澍发现西夏碑后，当时西夏文尚无人能辨识，故被称为“天书”。他却说：“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以后事物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
西夏文是我国古代西夏党项羌族使用的文字。11世纪西夏主李元昊称帝，在广运三年（1036年）颁布西夏文，并命野利仁荣加以演绎，曾在西夏境内与汉文同时流行。西夏国灭亡（1227年）后，西夏党项后裔仍有人使用，此后逐渐湮没，成为“西夏文之谜”。1898年法国人德维亚首次考订西夏碑正面为西夏文。19今年，在我国黑城遗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出土了多种西夏、藏、蒙古、汉文的。其中有一本书称《番汉合时掌中珠》，此书为西夏文—汉文双解通俗语汇本，西夏党项人骨勒茂才著于西夏乾潭十一年（1190年），此书讲解了西夏文的构造、文字和文意。最先将西夏碑文译成汉文的是中国学者罗福成，他在1932年发表了《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一文，将西夏文译成汉文。此后，史金波、陈炳应、西田龙雄等中外学者，撰写了许多关于西夏碑的研究文章。中国当代语言学家王静如以后又对西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做了开创性工作。
西夏碑上近2000字的西夏文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极其难得的石刻文献；同时碑铭为研究西夏的、社会经济、土地制度、纪年和官制以及当时的佛教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