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应广泛采用“三角形”模式_刑事诉讼论文

　对不起诉决定，应设立“听诉”制度，听取被害人与被告人意见。

　疑难复杂的二审案件，应当开庭审理。

　对死刑复核程序，应增设“听证”制度。

　发现有停止执行死刑的法定情形应当立即暂停执行。

　在法治社会，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是立法者和司法者所肩负的责任。“冤假错案”中的“冤案”，是指误判的冤屈案件，即是将无罪之人误判为有罪的案件。“假案”，是某人根本没有犯罪而被他人诬告、陷害后被错判有罪的案件。“错案”，是指某人虽有损害事实发生但又有合法的阻却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的事件。冤假错案的共同点是对案件的判断发生了错误。基于此，本文所言“错案”，是广义上的“错案”，亦包括冤案和假案。

　《检察日报》辟“健全机制防错案”专栏是一件慧眼选题、切中时弊之举。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刑事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就包含有预防错案的内容，但是，还有很多应当完善即健全之处。健全防错案的“机制”，就是完善防错案的运行“模式”和“制度”。在我国，导致错案发生的原因甚多，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就客观而言，有立法上某些诉讼制度的缺失（如证人和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制度），科学技术的滞后（如法医鉴定学、物证鉴定学的技术滞后等），程序设置的不等，司法上已有的规定尚未严格执行（如证人不出庭作证等），公安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社会执法环境较差等。就主观而论，某些公安司法人员对预防错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少数公安司法人员出于各种错误动机而搞刑讯逼供，极少数公安司法人员徇私或者贪赃枉法，甚至有的为泄私愤而伪造证据并制造假案等等。

　笔者认为，从完善诉讼机制来说，在刑事诉讼中实行听证，也即通常所说的“三角形模式”对于防错案益处甚多，择其要者有：它吸纳控辩双方参讼，使各自充分陈述理由和提交相关证据；控辩双方对争议点面对面地进行论辩；待裁判之事原貌得以全面展示；能实现权利制约权力；主持者能兼听而明；裁判结果实现最大限度的公正、合法等。有鉴于此，笔者主张在刑事诉讼中更多地采用“三角形”模式进行诉讼。

　具体言之：

　（一）在审查起诉阶段，增设“听诉”制度。我国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被害人对于不起诉决定既有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的权利，又有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但是，根据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被不起诉人对此不服，却只有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权利。二者相比，享有权利不公平。有的被不起诉人，不满足不起诉的决定（程序上无罪），愿意被起诉到人民法院，以便由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实体上无罪），因此，也应当赋予他有起诉选择权。有鉴于此，有必要设立“听诉” 制度，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采用由检察官主持，吸收警官和被不起诉人、被害人参加的“听诉”会议，听取双方的意见。被害人一方可以提出对不起诉决定的异议，被不起诉人也可以要求起诉，检察官应当尊重被不起诉人的程序选择权，作出起诉决定并提起公诉。

　（二）在审判阶段的二审程序中，对疑难、复杂和重大案件，凡是被告人上诉的，均不能只作书面审，尤其对那些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即使事实清楚，也应当开庭审理。这既排除了书面审方式，又否定调查讯问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从二审程序上加强防错机制，力争杜绝死刑案的错判。

　（三）鉴于近年来死刑复核程序适用混乱，应当将下放到高级法院的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增设“听证”制度。复核每件死刑案件，均由最高人民法院派员到案发地的相应法院主持“听证”，通知承办该案的公诉人、辩护律师（有待刑诉法增补辩护律师参加死刑复核程序）和提审被告人参加“听证”，充分听取他们的陈述，回京后向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汇报，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作出死刑复核决定。

　（四）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对死刑案件执行中“应当停止执行”和“应当暂停执行”的规定，发现有停止执行的法定情形之一者，必须停止执行死刑，并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其按“听证”制度再行复核和裁定，以此严守防止错案发生的最后一道关口。

　当然，由于防错案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其他许多原则、制度相配套，在此，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规定无罪推定原则、程序制裁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限沉默权制度、有限的辩诉协商制度、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关键证人和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制度、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及有限的刑事豁免制度等等。

　　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周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