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交法”百密之中有一疏_道路交通资讯

    新闻主体：备受关注的北京市新的地方性道路交通法规，现在终于尘埃落定。经过10月22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新法，充分尊重和吸取了民意，在上位法的框架内将其立法理念进行了突出，进一步明确了生命权大于路权的准则。（见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随着这部新法的出台，前段时间民间争议激烈的所谓“机动车负全责”一说，现在也终于得到了澄清，对机动车一方责任进行了充分细化。可以说，这是一部善法。但是，“新交法”百密之中仍有一疏。

    “新交法”规定：“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机动车一方有条件报案、保护现场，但没有依法报案、保护现场，致使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的、又没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行人有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情况下，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张引表示，如此规定的目的并不在于对司机进行处罚，而是提醒他们要强化证据意识。

    把依法报案、保护现场的责任明确为机动车一方，这是正确的；同时，强化机动车一方的证据意识，也符合当前民事诉讼中最新的举证原则，但是，如果过度拘泥于这一点，则也有隐患。其一，在道路行驶中，机动车一方为了报案和保护现场，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交通拥堵，这样的情况在实际中已经是屡屡发生，经常是为了一起行车事故，而妨碍了公众利益；其二，在行人被撞的情况下，机动车一方为了报案和保护现场，很可能会延误受伤者的最佳抢救时间，造成重伤后，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

    特别是第二种情况，更应该注意。大家知道，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机动车伤亡事件的赔偿，往往是亡者有价，赔偿款一次可以谈妥；但是伤者无价，许多治疗是连续的，医疗费用的支出经常大于死亡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机动车一方往往会选择后者，故意强调报案和保护现场，而拖延伤者的最佳抢救治疗时间。

    “新交法”在强化了机动车一方的证据责任的同时，显然对于道路交通的整体利益和伤者的“救命优先”原则并没有充分考虑，这应该说是一种立法上的疏漏。堵塞这个漏洞，有赖于法律的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只有充分考虑多种因素和多种情况，才能够使法律更加趋向公平、合理。同时，在证据的认定上，也要逐步突破“人证”和“现场物证”的传统框框，尽快增加司法证明手段的科技含量，引进“证据”，在“救命优先”和保障道路畅行的原则下，逐步淡化“现场保护”这种原始手段。

    行车事故和责任认定，情况万端、异常复杂。据说，日本1960年颁布的道路交通法平均每4年就修改一次，越改越完善，其中，对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事故的赔偿责任规定已经高度类型化，细致而规范。可见，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在不久的将来还需要进一步修订。这一次，北京“新交法”在充分尊重和吸取民意上，带了个好头，希望能够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