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想着获诺贝尔奖是不会成功的_家长学校

    【上海新闻中心记者唐湛嫣电】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日前首次访华,瑞典皇家院士borje johansson向中国的科学家进言指,做研究时不要有功利性,天天想着获诺贝尔奖是不会成功的,惟有真正热衷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才能享受到科学的快乐。他还相信,以当前中国科学发展的态势,预计中国人在20至25年内便可问鼎诺贝尔奖。  瑞典皇家工学院院长安德斯(anders flodstrom)率领来自、、生理和医学等领域的3位诺贝尔奖评委到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希望让更多中国民众了解诺贝尔奖及科学家作出的贡献。  有评审委员表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他们的研究成果具实践意义,并具有改变世界的意义。他们可以为1项研究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不少获奖者往往是1项学科的开山始祖或「最后终结者」。  身兼诺贝尔物理奖评选委员会委员及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化学学院院长的sven lidin认为,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十分重要,而金钱、设备只是帮助达成目的的学术条件,能做出科研成果才是最终目的。 2、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难道说中国笨吗?
    声音1:
    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不知大家同意否。“知识不等于科学”。一个人可能学会了很多知识,但他可能一点儿都不懂科学。我劝大家仔细想想这个问题,如果想清楚了,很多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同理,技术也不等于科学。再高的技术也可以师传徒受,而科学则不行
    声音2:
    是呀!中国人就这样眼高手低.知识渊博、动手能力低。该改革了,不过现在的中国教育是不知道怎么改了!
    声音3:
    荣膺“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
    李政道 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苏州人。1949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57年他因和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论点,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和爱因斯坦奖。1994年6月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杨振宁 理论物理学家,1922年9月出生于安徽合肥,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赴美深造,194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56年他和李政道一起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下宁称可能不守恒的理论,首先被物理学家吴健雄(江苏太仓人,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的实验证实,1957年因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现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丁肇中 物理学家,1936年1月出生于美国,3个月后回中国。1956年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和,获博士学位。1974年发现了一个质量约质子3倍的长寿命中性粒子,取命j粒子。由于这一突出贡献,他在1976年与里希特共享诺贝尔物理奖。
    李远哲 1936年11月生于台湾省新竹,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化学系。197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获得198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朱棣文 1948年2月生于美国,祖籍江苏太仓。1970年毕业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1976年获伯克利加州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87年至今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他长期从事原子物理、激光科学方面的研究,获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1998年6月5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崔琦 1939年出生于河南,1952年入香港培正中学,毕业后在金文泰中学修读一 年预备班,1958年移民美国伊利诺州,进入奥古斯塔那学院读大学,1967年取得芝 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1968年在新墨西哥为默里市贝尔研究所从事电子学研究工作,1982年任教普林斯顿大学。他与另两位科学家共同发现电子会在强力磁场及极低温度下一起反应,然后产生能够带电荷的新“准粒子”,形成“量子流体”(quantum fluid) 因而同获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声音4:
    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科学的发展不仅仅靠几个聪明的脑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显微镜,我们不可能看到细菌;没有哈勃望远镜,我们不可能看到宇宙深处的景像。连看都看不到,研究什么呢?研究现代物理少不了大型电子加速器,而这种加速器不仅技术难度大,建造费用也是极其昂贵的。因此说,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是受制于其综合国力的。这还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环境。古罗马曾经科学领先,但后来在统治者的保守与反动中迅速没落了。当时多少真正的科学家惨遭迫害,幸亏少数科学家暗地里坚持真理,才使得他们的事业没有完全被毁。罗马数字与阿拉伯数字的斗争就是一个例子。还有一点就是科学精神与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当人们读书并非出于爱好而是为了找个更能挣钱的工作时,当人们迷信权威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时,当权力漠视人才时,科学就已经无影无踪了。
    声音5:
    天天做题能做出诺贝尔奖吗?一个非常现实而且不会在短时间内能改变过来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传统观念的问题。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正统观念”时刻束缚着我们,如动不动就讲“报上登了”、“电视里说啦”等等。一个人在这种观念下即使明白”是非曲直“,也往往只考虑主流意识的取向而不顾其他。同样,当他的言行成了主流意识时,他又会毫不客气地坚持下去。在美国的学校里,反驳时,老师会非常高兴,他认为这说明他教得好。而在中国呢?
    科学首先需要的不是聪明的头脑,而是科学的精神。没有科学精神,再聪明也没用。
    声音6:
    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教育体制;二是科技氛围。只有素质教育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同种人,华裔能获诺贝尔奖,为什么中国人不能?答案不是很清楚吗!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国力的不断强大,中国人获诺贝尔奖不但有零的突破,而且会越来越多!
    声音7
    在过程中,已经抹杀了学生的创造性,没有了创造性,知识再好再扎实,都是重复先人的工作。而创造性是老师们不敢尝试的东西,因为的大锤悬在头顶。如果要改革,先改革高考制度!
    声音8:
    没有得奖的原因是教育
    教育失误的原因是社会
    社会环境的原因是文化
    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自私"“不顾大家,只顾小家”、“重情面”、“无原则”。。。。
    声音9:
    中国的教育制度!
    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越来越多,而中国离诺贝尔奖却越来越远!
    另外,国人的科学意识很差,似乎科学是为经济服务的!?我深感疑惑.
    声音10:
    刚刚看了一篇杨澜在厦门大学的演讲,其中有一段讲到她采访诺贝尔奖得主的感言。我觉得,从中反映出来的东西恰恰能说明为什么我们得这个奖为什么如此难。
    那是杨澜对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的访谈。崔琦出生在河南农村,10岁前从没读过书,就在家里放羊、养猪。10岁的时候他姐姐找到一个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机会,就想让弟弟到香港去读书,而他父亲对独子要远行不大愿意,因为男孩大了可以帮忙干农活,但他妈妈却非常坚定地要送儿子去读书,这一走成了他与父母的永别,父母在后来的大饥荒里都活活饿死了。
    杨澜坦言:“我当时听完故事,问崔教授,如果那个时候妈妈没有送你出去读书,你如今会怎样?其实在我内心里以为他会讲教育改变命运,讲感谢妈妈的话语。但是崔教授却说,‘我宁愿当时妈妈没有送我出来,农村家里有一个儿子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当时留在农村,或许我一直不识字,但我父母或许不至于饿死。’这番话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
    杨澜说,获诺贝尔奖在很多人眼里是很大的成功,可是在崔教授眼里人生有些东西更可贵。“在采访当中,我曾收到一张方丈的名片,上面特别标注享受副局级待遇。人啊,对成功过于迷信,对成功的认识过于狭窄,会活得很辛苦。”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看不懂那位获奖者的感言,这其实比得不到诺奖还要可悲。事实上还是那句老话,要想做好事,先要做好人。爱科学是一码事,爱出名是另一码事。如果一个人总是名利当头,他就是读再多的书也是无用之人。
    声音11:
    我觉得中国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有两个原因
    1个是你们谈论的
    还1个是时间上的原因 看1下设立诺贝尔奖的时间,是19今年,而回看下,会发现许许多多的人都因获得诺贝尔奖。
    就像在春秋战国时期,1下次出现了1大批文人 所谓诸子百家,就像孔子,孟子等等(如果那时有诺贝尔奖,中国就有n多了。)那时的政权因为很开放,所以他们的言论,他们的思想得以创造流传。
    那时的政权因为很开放,所以他们的言论,他们的思想得以创造流传。
    3、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了。
    原来没有听说过,得主是一个匈牙利人,的确,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对于匈牙利的文学在这些年有过多少关注呢?他们在王小波死之前没有关注过他,在这个匈牙利人得奖之前也没有关注过他。
    其实,那些自认为严肃的中国作家,已经修炼得成了精,他们在王氏死后也可以不关心他,在这个匈牙利人得奖后,也可以不注意他。
    他们开始对于这个奖说出种种话来,他们说已经对于这个所谓诺贝尔奖无所谓了。
    回想起当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奖时的情景,好像就是在昨天的黄昏里,大家一下子对于这种新写法激动不已。诺贝尔大学奖当时崇高极了,每个人都处于兴奋中,尽管不是自己得奖。
    就连得到许多人喜欢的米兰·昆德拉也没有得这个奖。当时莫言在一篇短文里说: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他强调这话是米氏说的。大家尊重莫言,毕竟他在无限风光时,把这句话说出来,让我们这些小字辈们反复品味,感到说得真好。
    对于那些年成功的作家来说,那个时期真是美好的时光,幸福的时光,有着温情而感动的回忆。如果一直那样多好,如果时间不走路,总是停在那种心境下该多好。
    可是,没有那样,一切都变了。
    中国文人们已经被金钱和别的东西打垮了,他们独立的东西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变得比过去无所谓多了。他们变得连诺贝尔的坏话都敢说了。他们终于又有傲骨了。
    不怕你们笑话,每次在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前,我都有些紧张。这次是谁呢?有没有可能是我?甚至于有时,我系裤腰带想起这事来,由于呼吸不顺畅,会突然松开,使裤子朝下滑落,幸亏旁边没有别人。假如我对你们解释我为什么会这么紧张,你们一定会发笑。瞧,只是没有系好裤带,上帝就已经开始发笑了。
    现在我又看到你们在发笑,多么可笑,竟然为了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而紧张。可是,我的确紧张,尽管我有别的事在忙,经常就忘了,有时甚至是忘了那个重要的日子,但是,在我的心里,在内心的深处,总是有某种东西让我挂念着,想起来,就心中隐隐作痛,以至于感到春天不像春天,而在秋天明明阳光很亮的时候,心情难受得想哭,那时我往往痛感年轻在一天天逝去,好日子更少了。
    你们笑完了吧?其实我就是想让你们笑笑的。说出自己的真心话,让你们笑笑,这没什么不好,起码说明我极力朝一种进步的,具有某种人文品格的方向靠拢,跟虚情假意的清高作斗争,跟闪闪烁烁的知识分子境界作斗争(尽管有些自不量力)。
    我现在手头上有好几本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书,在他们的得奖理由上,老是离不开我刚才说的人文品格——关怀着那些弱小肮脏生命的品格。也许我说的有些过了,其实,只要是关怀生命就够了,其中有干净的,同时,也有肮脏的。
    我之所以喜欢提“肮脏”这个字眼,是因为有些人以为自己太干净了。我心里总是想着,去写那些可怜卑微者的灵魂,并强调他们的灵魂跟我们的一样,跟有些自以为干净的人也一样,那我就离诺贝尔文学奖不远了。
    因为你们想想,这事有多难呀,这事多不容易呀。
    马悦然教授我不认识。
    据说有些中国作家跟他认识,并与他交了朋友。他们期待着什么呢?当然是诺贝尔文学奖。
    不过,我知道,想得这个奖光认识他是不够的。
    我也知道,在前些天,有些中国作家也跟我一样紧张。因为无论如何也该有这种梦想了,他们回头看着自己写的那些书,里边的各种价值都像树叶在水中漂浮一样地展现出来。他们感到了这个世界的不公平,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公平。他们委屈着,也想起了春天与秋天的事情。
    他们中的不少聪明人会对自己并对别人说:别等了,什么鬼东西。写作的目的不是这个。
    他们中的傻子,会固执地思索问题,他们认真地期待着,这种固执和期待都让人感动,他们中的智者偶尔会把内心的声音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