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司法解释第一号企业改制过渡性的制度安排_公司企业论文

    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作为今年的第一号司法解释，《规定》为纠正企业改制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改制困境

    加入wto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wto带来的强有力的外生性约束规则，正极大地推进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改革。企业，这一经济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正经历着艰难却又别无选择的嬗变：建立以产权多元化、激励和约束一体化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竞争能力，这对于习惯于管理模式特征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而言，不啻是一场脱胎换骨的重生！为争取有利的“再生”条件，企业在这场名为“改制”的社会变革中，与银行等债权人、政府部门、法院、资产评估等中介部门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

    目前，我国正站在时代稳定而低效的秩序被打破、新的市场秩序又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门槛上，利益冲突极为明显。在重重利益纷争中，催生出了许多“制度创新”：企业千方百计地设计出了许多避免承担债务的方式，甚至是以“改制”为名，行“逃债”之实。

    由于中央和地方事实上的财政分权（企业属于地方，但银行却是中央的），企业的这种行为，尽管从长远看，对地方的信用和法律环境均有恶劣影响，但从短期来看，因为能够增加税收和就业机会，对地方益处良多，而且政府官员为官一任，更倾向于“造福一时”。于是，在企业与银行的矛盾中，地方政府往往偏袒企业。寻求法律支持的银行，在“地方化司法”的运作之下，更多的是无可奈何。

    这样，企业改制中就出现了逃避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逆流，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些优势企业本来经营状况不错，看到别的劣势企业尚且可以借企业改制之名，行逃债之实，于是也跟风随流，此风一开，最终使企业改制成了银行债务和国有资产大逃亡最时髦的借口，企业改制的良好用意也就大打折扣。甚至相当多的企业改制方案，只要得到当地政府批准和主管部门的认可便可实施、出现了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的情况。这不但意味着政府对改制企业成败承担了隐含担保（即愿意承担改制的风险和损失），更使得改制过程中腐败丛生，银行的欠债无法收回，职工下岗待业无法安置消化，最终矛盾和问题还是集中到政府这一头，企业“暗渡陈仓”，承担成本的却还是政府。在企业改制中，劣币驱除良币的悲剧一再上演。如任其蔓延下去，我国在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伟大蓝图，将大受影响。

    但欠债还钱，这古老的天理决定着，不管是怎样的设计，都无法逾越横亘在面前的法律障碍。法律的规定已然清楚，法院“定分止争”的职能设置亦很明了，但面对似乎有愈演愈烈的逃债之风，法律为什么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缄默？也许，更大意义上的解决方案，应在法律之外寻找，因为国企债务问题的形成，包含着更多的因素，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国家通过企业对职工形成的“隐性负债”。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国有企业对职工沿用“低工资、高福利”的政策，管住房、管劳保，并隐含着“不失业”的担保，因为在中国社会保 障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失业即意味着劳保、福利的消失。但在经济系统性失灵的情况下，要求企业改制，要求减员增效，还必须偿还大量债务（有些是政策性亏损造成），企业实在是不堪重负，有些企业甚至说，想到改制后还必须承担繁重的债务，就一点心劲儿也没有了。

    过渡性的安排

    如何营造利益分配格局，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又坚持遏制假以“改制”之名，行个人私利的“逃债”行为？将于今年2月1日起施行的《规定》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提供了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根据《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受理包括企业公司制改造、企业分立、企业兼并等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所有民事纠纷。这只是个宣示性的条款，如果考虑到法院本身的职责，这一条款本身意义并不大。但如果与第三条结合起来考察，就不难察究其微妙的立法用意。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表面上看，这条似乎有消极司法之嫌疑，但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就是这条，保证了在政府平衡企业改制中的利益格局之时，法院保持着“不过问”的中立态度，以给政府留出解决历史问题的空间。毕竟，相当多的债务问题，更多的是原因，而不应简单地归类于“欠债还钱”的法律逻辑。

    值得探讨的是第六条。该条规定，企业以其部分财产和相应债务与他人组建新公司，对所转移的债务债权人认可的，由新组建的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对所转移的债务未通知债权人或者虽通知债权人，而债权人不予认可的，由原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原企业无力偿还债务，债权人就此向新设公司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但实际生活中，大量出现了企业将优质资产“高值低估”、与他人组建新公司的情形，这样，新公司所接收“范围内的财产”，其价值就大为贬抑，对债权人是极大的损害。我们希望看到防止“高值低估”的办法，因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其他的规定似乎都只是法律原理的重申。

    当然，该规定也颇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如它第一次将几乎所有不同形式的企业改制，都一体收入规范的视野，同时还有所侧重。另外，考察到审判实践的需要，《规定》还在包括案件受理、诉讼主体的追加等程序方面，增加了相当的规定，大大增加了可操作性。所以，从总体上看，它属于市场化相当强的制度规范。因为在中国目前转型时期，任何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总必须为“非市场化举措”留下相当的空间，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现象。所以，它的执行力度和效果，还有赖于中国经济整体市场化取向改革成果的取得，其中，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罗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