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心理援助覆盖率10% 志愿者缺钱缺人

    2008年10月3日，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因为抑郁而自杀。

    2008年11月17日，北川县擂鼓镇村民杨俊杀妻后自戕。

    2008年11月19日，绵阳市政府办公室人事教育处处长何宗华跳楼身亡。

    2009年1月29日，北川县擂鼓镇胜利村40岁的王雪梅上吊身亡。

    2009年4月20日，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于家中自杀……

    付春胜习惯性地捂着右臂，紧锁眉头，“如果灾区心理援助做得再好一点，覆盖率再高一点，专业人才再多一点，他们可能不会死……”他叹了一口气。

    付春胜，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社会事务部部长，兼任驻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长。

    他的工作地点在安昌镇一间租用的民房里。

    “5·12”地震过去近一年，可灾区心理援助覆盖率仅为10%，而灾后心理援助至少需3~5年。

    右臂传来的刺痛提醒他，做不到。颈椎病犯了，压迫导致右臂麻木刺痛，但这里没有医治条件，他只能咬牙挺着。

    曾经 “一天填了7份问卷”

    心理调查不少，却从无结果；“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

    4月20日一早，北川心理援助中心楼下，付春胜带着两位心理援助志愿者——张伯昕与魏国同，赶往平武县，给平通和南坝两所中学的老师进行心理辅导和心理援助培训。

    这个项目由中国红十字会出资，心理所负责操作。分别到平武等地5所学校进行培训。

    10时30分，平通中学板房里，朱校长告诉记者，地震后，学校来过一批又一批心理志愿者，发了很多问卷让老师和学生填，可是，“他们走后就没消息了，至今没得到过一份调查结果的反馈。”

    老师和孩子们的心理有没有问题？不知道。

    地震后，灾区心理志愿者曾一度泛滥。国内各高校、心理咨询机构、志愿者蜂拥而至。心理调查问卷雪片般飞在灾区安置点上空，甚至让灾民害怕。

    “我快崩溃了！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填了7份问卷，但没有人告诉我结果。”在地震中失去儿子和母亲的北川县的蒋玲说。

    后来，灾民中有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说法。 

    张侃曾提出：灾后心理援助至少要3~5年。灾后1~3年，是受灾人群心理问题高发期。日本阪神大地震后，日本心理学界做了10年的青少年心理研究。台湾“9·21”大地震后的心理干预做了8年。

    根据全球重大灾难心理援助的经验，中科院心理所提出：对四川地震灾区灾后心理援助20年，7个工作站在灾区至少提供心理援助3~5年。

    灾区心理援助刚开始，志愿者就快走光了。坚持下来的志愿者和机构寥寥无几。灾区需要的不是问卷，而是服务。
    缺钱 心理所 心理援助靠“化缘”

    “要抽出80%的时间去搞钱，去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太可惜了”

    史占彪说，很多心理机构和志愿者离去是可以理解的，“在灾区做心理服务需要花钱，志愿者在灾区连饭都吃不饱，拿什么坚持？”

    “中科院心理所在经费上没什么障碍吧？”记者问。

    史占彪露出一丝苦笑。

    “5·12”地震后，中科院心理所是第一个介入灾区心理救援的专业机构，5月15日，派出第一批心理援助专家赶赴灾区。6月9日，成立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成都）。6月1日至6月20日间，心理所分别成立绵竹、北川、绵阳、德阳、什邡、北川中学等7个心理援助工作站。

    中科院心理所在灾区第一年的心理援助行动大约花了800万，但从未得到政府专项拨款。

    这800万从哪儿来？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给的科研经费；心理所自筹的部分科研经费，事实上是搞研究的；企业赞助，某集团赞助过100万；还有在灾区开展工作时结交的一些基金会，陆续给过资助。

    “中科院对灾后心理干预没有额外拨款吗？”记者问。

    “有，用于灾后心理研究的260万，也算国家拨款，但这是专项科研资金，要发给每个研究员，并不是用于灾区心理服务的。”史占彪说。

    最初，心理所计划每个工作站配10~12人，每个站运行经费10万~15万，可以提供较好的服务；可现在每个站只能有1~2万元经费，不得不减少人员和开支。

    “我们一直积极地找基金会和企业‘化缘’。我们做项目，之后找资金。”史占彪说。

    灾区服务缺少专业人才，“可是像我和付老师，却要抽出80%的时间去搞钱，去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太可惜了！”白天忙着行政事务，晚上还要抽时间给志愿者做心理督导。

    “张侃所长曾提出，7个工作站在灾区至少服务3~5年，经费如此困难，能否坚持三年？”记者问。

    “一定做到！”史占彪态度坚决，“这是心理所对社会的承诺，也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灾区3~5年是心理障碍的高发期，灾区确实需要我们。”

    缺钱 志愿者 花光积蓄靠接济

    连“化缘”都化不来；社区支持了不少板房

    中科院心理所毕竟是正规机构，还能从基金会和企业化到钱，可一些草根NGO（志愿者组织）连“化缘”都化不来。

    目前，灾区心理援助的主力是民间力量——科研机构和一群草根NGO，得不到政府专项拨款。

    刘猛，“全国心理援助联盟”负责人，专业心理咨询师，震后一直服务于灾区。他在都江堰支撑着目前灾区最大的社区心理援助站，从未得到过外援。

    他个人承担团队活动费用和志愿者饭费，10万元积蓄早就花光，目前靠朋友的接济艰难度日。

    所在的社区管委会支持他，当然不是资金上的，但刘猛的板房从最初的3间到目前的20间，有了更多的治疗和活动空间，因为社区认可刘猛做的心理援助。

    “靠捐助不能解决长远问题。”张侃坦言，灾后心理援助应该纳入正规体系，“与更大的效果来比，应该花钱是很小的，产生的结果是很大的。”
    缺人 心理援助覆盖率仅为10%

    灾区约200万人需要心理援助，只有20万人接受过

    汶川地震，受灾群众1000多万，死亡和失踪的近10万人。据张侃分析，目前，四川灾区约200万人需要专业的心理援助。

    “这显然做不到。”张侃说。 

    据付春胜估计，北川地区20%~30%的人需要专业的心理治疗，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做。

    目前，心理所在灾区的核心人员15人左右，长期支持的心理援助人员70余人。一年中，先后向灾区派出1000余人次，在灾区直接干预大约1万人左右，各种活动和培训间接辐射的人不足15万，尚不足10%。

    据报道，四川省卫生厅公布，灾区已经接受心理援助的人数约20万，仅为需要的10%。

    绵阳永兴板房区设有两间心理咨询室，板房区对面楼上，还有一间心理咨询工作室，是中科院心理所和“无国界医生”组织派驻的专业心理志愿者。

    “咨询师基本维持在10人。”付春胜说。永兴安置点有1741户受灾人口，再多10个咨询师也不够。

    去年11月14日，“无国界医生（法国部）”与中科院合作，在国内招募10名心理咨询师到绵竹、北川重灾区做志愿者服务。“无国界”出资，每月给志愿者1500元生活补助。

    每个志愿者至少在灾区呆半年，目前看可能至少要延期3个月。“我们10人分在5个地方，每个地方才2个人，力量太小了。”张伯昕说。

    一直以来，心理所也在陆续往灾区派专业的志愿者，主要是所里的老师和研究生，也向国内招心理咨询志愿者，但派出的志愿者没有补助。

    付春胜透露，报名的并不多。

    刘猛所在的都江堰城北馨居板房区有5864人，据他评估，300人需要心理治疗，合理的配置应该是：1~2个精神科医生，10个心理咨询师，10个社工，才基本能满足需要。可目前这里只有他一个专职的心理医生。

    盼望 谁管说不清 期待重视

    民政部、卫生部、科技部，谁也说不清心理援助谁管，“媳妇找不到婆婆”

    “灾后心理援助缺的也许不是钱，而是重视。”史占彪说。

    来访的日本心理专家透露，日本抗震救灾指挥部里就有心理专家，心理救援与医疗救援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灾后心理援助由专职部门管理，阪神地震后，日本政府每年用于心理救援的费用是3亿日元，连续拨5年，还有社区系统和教育系统的经费。但日本心理援助的资金总和仅相当于美国“9·11”后心理救援经费的1/5。

    汶川地震后，灾区抗震指挥部里根本没这个机构。

    地震后，心理所也曾找过一些部门希望解决援助资金，民政部、卫生部、科技部，谁也说不清灾后心理援助谁来管，感觉就是“媳妇找不到婆婆”。

    一个县灾后重建，包括住房、教育系统、医疗系统等，都有负责部门，都有预算，惟有心理援助说不清。国家的灾后重建要求中只有一条：心理援助很重要。

    绵阳市心理援助协调员朱殿庆表示，该部门不属政府机构，仍属志愿服务职能，政府没投入专门资金，也没设管理人员。目前仍依靠民间援助力量，主要是中科院心理所、西南科技大学、绵阳市教育局选派的骨干心理教师。

    去年，北川干部董玉飞自杀后，四川省政府要求对灾区干部和师生进行心理干预，由卫生部门牵头成立工作小组，绵阳市也成立工作小组；

    前不久，冯翔自杀后，四川省委组织部牵头组织心理援助小组，针对灾区干部进行心理干预。绵阳市委组织部也成立了援助小组。

    灾区的心理援助由卫生部门牵头升级到组织部牵头。

    解决 确定主管部门并拨款

    “灾后一年，灾后心理援助也应该得到重视了。”

    只要政府对心理援助的重视程度够，资金、人员等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中科院心理所的专家们对灾后心理援助提出见解。

    首先，确定心理援助主管部门，专项拨款。当然，资金要拨给在灾区实实在在做心理救援的机构，而不是拿到大笔资金后在灾区虚设几个工作站的机构。

    政策引导召集人才。目前，国内有20~30万持证心理咨询师，其中约一半是在职的医生或教师，至少有5~6万人在做专职心理咨询。只要政府给予基本的生活补助，可以招到一些专业志愿者。或者，以行政借调的方式，派高校教师援助灾区，一方面单位有工资，另一方面，在灾区给部分补助，就像各省派到灾区的挂职干部一样操作，完全可以解决专业心理人才缺乏的局面。

    用史占彪的话说：“灾后一年，各项重建已经开始，灾后心理援助也应该得到重视了。”
    现状 灾民心理状态不乐观

    被调查的1500名灾民中，有自杀倾向的比率高达4.3%

    地震过去快一年了，灾区很多地方的新房拔地而起，重建工作正在进行。

    “可是，比修房修路更难的是心理重建。”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四川的灾民完成心理重建。”

    与遇难者相比，活下来的人是幸运的，可也是不幸的。未来的岁月里，他们面临的不仅是修房子修路，还有更为艰巨而漫长的心灵重建。

    张侃说，重大灾难引起一系列心理反应，如果过于强烈或持续存在，可能导致精神疾患。有研究表明，重大灾害后精神障碍的发生率为10%~20%，一般性心理应激障碍更为普遍。

    北京大学的徐凯文博士初步研究显示，唐山地震幸存者精神病的发病率高出其他地区10个百分点。

    四川灾民的心理现状如何？  

    今年1月10日至15日，心理所对北川、绵竹、什邡三个重灾区1500名灾民进行走访调查，发现有自杀倾向的比率高达4.3%，其中北川6.9%，绵竹1.9%，什邡3.9%。

    “这是一组非常危险的数字。”4月20日晚，史占彪说。他是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兼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站长。

    调查显示，被评估为抑郁状态者占13.2%，其中40.5%常想自杀。 

    被评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症（PTSD）发病率9.0%，其中29%常想自杀。  

    被评估为严重躯体化问题者14.3%，其中22.0%常想自杀。

    “董玉飞、冯翔等人的自杀不是个例，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灾民自杀的潜在危机仍然存在。”付春胜说，“目前灾区约20%的人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必须得到重视。”

     无奈 只能有选择地援助

    刘猛关注一个社区和失去孩子的妈妈；心理所先援助孩子和教师

    没有资金，没有更多专业的心理志愿者，只能有选择地进行心理援助。

    刘猛主要服务于都江堰市城北馨居社区的5864人，同时，他重点关注都江堰地区因灾致贫的儿童和失去孩子的妈妈。

    心理创伤最大的就是失去孩子的妈妈，今年年初，他建立了“妈妈之家”，现在有200个妈妈，其中160人得到直接心理援助，60多个妈妈是这里的常客。

    失去孩子的家长心理问题严重，尤其是母亲，她们再孕的重重困难，心理状态不佳，必然影响到新生儿孕育；可是心理调整好了，卵子可能就不再排出。她们迫切希望再孕，来冲淡失去孩子的痛苦。

    “我们当然希望心理援助能覆盖到每个社区，但目前先锁定学生和教师。”付春胜说。

    老师心理有问题将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教育。心理所对北川300多名教师的调查显示，教师群体心理创伤反应显著高于一般人群，其中24%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症，25.5％患有抑郁症。

    他们决定将心理援助和心理培训放在老师身上，这对孩子有好处。这个过程是渐进的，校长——教导主任——老师。

    前不久，心理所针对北川县进行了专职心理辅导老师的培训，全县60余所学校都派一个老师，连续上五天课，一年四期，每季度一期。每期培训费用4.5万~4.6万左右，包括老师的交通食宿费，请清华、北大的老师来讲课，报销机票，还给补助。

    这些老师经培训后要担当起学校内专业心理辅导员的角色。在日本，灾后每个社区和学校都有一名专业心理辅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