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丽人来去

　　如今，她已是六十多岁的人。年老多病兼之超常的憔悴，自然使她与“美丽”之类的盛誉不再相干。但是她不知道，也许从来都不知道——半个世纪之前她十多岁的时候，暗地里将她看成美女兼圣女而仰慕她的人很多很多，十里八乡都有耳闻。那时的农村人还不懂得“美丽”、“漂亮”之类的词儿，夸一个女孩子长得好看只是说“这闺女儿真俊”。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品味着“俊”、“美丽”、“漂亮”三者之间的差别，我认为，“俊”是外观秀美与心灵聪慧的总和；“美丽”是远观好看与近观庄重的统一；“漂亮”似乎就只剩下脸蛋的醒目了。半个世纪前，人们（特别是中老年妇女）啧啧赞赏这个女孩子时，近看先是惊愕良久，如看天女；待到走远，这才失口赞叹：“天！这简直是王母娘娘派仙工仙匠一刀一刀精雕细刻出来的玉女！我真是开了眼了——世上竟有这样俊的女孩！”

纯正的青春年华

　　我在五六岁时就认识她，那时她十岁左右。我是书塾的学子，她是塾师的女儿，也伴在我们旁边读一点书。五六岁的男孩自然没有性意识，但我对她的“俊”已有了特殊感觉。先是觉得她那张好看的脸确实与众不同，真当得起眉清目秀，真好像能工巧匠费时费力、毫不马虎地细细加工出来的，没有一丝粗糙感，绝不像村里村外一般的乡下丫头（十来岁时竟还有鼻涕擦不净者）。

　　她十岁左右与男生坐在书塾里，已经有了“男女之别”意识。男生偶然与她谈话时，她已经有了本能的羞涩感，脸也泛出阵阵红晕，那样的红晕实在太美了。

　　我对她的特殊关注还在于她的出色的“静态”。当我们坐下来听她父亲讲书时，时间一长男生是坐不住的，总要搞些恶作剧，或是时不时要求“出恭”（上厕所）；只有她，端坐始终或低头看书上的字，一两个时辰不移动，不出门。闲下来（即上课间歇的时候），男生大多跑出书塾松弛一下神经，她往往只是偷偷对我说：“坐正了，陪我说说话。”我一经要跑出门，她就用命令式的语气对我说：“坐好！顶属你淘气，猴儿巴吉，挨打最多还改不了！”

　　她之所以不忌讳我，原因之一是我比她低一辈，兼之年幼好几岁，而年长的男生竟有比我大十余岁者。另外，我虽然功课好但淘气出色，惟有我的无忌之举、童言傻话能使她笑一笑，笑时又不必脸红。

　　解放后，村里有了正式的小学校。由于我有书塾底子，九岁的我被编进三年级。而十四五岁的她由于父母的封建观念，特别是重男轻女观念，加上很严的“闺训”，不允许她上学。学校为了扩大生源，要求我们每人至少动员一两名校外生前来入学，我便首先想到了她。几经犹豫，我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到她家的篱外，低着嗓子喊了声她的名字。听到答应，我才轻轻地推开她家的柴门。

　　那时是春节过后的数日，她家的篱上还残存着积雪，但院内的杏树却已悬满了红蕾。我就是在这株红杏下与她对站并讲明来意的。十四五岁的她，早已有了大姑娘的雏形，健康的红颊映着洁白的牙齿，美得使我不得不低头、羞怯。她家的洁癖是出了名的，院子总是扫得格外认真；她一家人的衣服（包括打了补丁的）总是拆洗得异常洁净。她的头发（独辫）也是梳理得毫不马虎。

　　５０年前的天空，是无尘无垢的，蓝得像水洗过那样清澈透明，那种蓝色简直蓝得慑人，使人感到渊深而神秘。

　　我就是在这样的天宇下、土地上对她做出请求的——希望她入校上学。终于，她父母妥协了。由于她已认了不少字，兼之从父母那里学会了珠算，也被编进了三年级，她成了我的同班同学。

　　巧得很，初小、高小、初中我与她都是同学。她读书认真，无任何杂念，因之功课十分出色。但她的封建观念仍很重，对待男人（包括男生、男老师）除了因“公事”必须说话的时候才简要地开一开口之外，多余的话是绝不说的。例如对男生，她在始终埋头做功课的时候无论你胡乱谈些什么，怎样逗她，她永远目不旁视，更不开口；对待男老师，除了交作业的时候顺便说声“老师好”之外，你即使要她坐一坐，问些闲话，她的回答只有一句：“老师若是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确有无忌的男生或不轨的男教师对她说了多余的话，且又隐含着不洁意识。她不仅很快离开，而且不久就将该人的涉邪之言汇报给有关领导。当然，她不会中伤人，只是淡淡地向领导说：“请您转告他：除了功课，什么话都不要跟我说。”

　　她惟一能跟我说些随便些的话。后来我才得知，原因之一是，在村里论辈分她比我高一辈，我应当称她为“姑”——尽管我与她既不同宗也不同姓。不用说，这里头也源于我年纪小，比她小好几岁。

　　上述这些事都很平常，没有任何刺激性。但一件十分有刺激性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是我１６岁时的事。那一年，我在北京读高一，她在北京的另外一所学校也读高一，虽然我和她都在北京，但几乎从不见面。只有在放了寒暑假，回到农村老家的时候，才偶然遇到她。我只知道她的功课仍很出色，酷爱的是数理化。至于文学，似乎一星儿兴趣也没有。而那时，我已经偏爱文学，读了很多的文学作品，兼也向报刊投稿。回到农村老家后，见到乡梓虽然很贫穷，穷到只有草木和溪流，稼禾荒疏兼之百姓缺衣少食，但那很原始的草木、很清澈的溪流本身，毕竟是可爱的（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浓重的工业污染色彩）。我是文人，讴歌草木田园是我的本能之一。那时，我见到纯净的蓝天、清爽的微风、洁净的河水池塘，竟也能文思洋溢。

　　写到大自然之余，我心中总有一丝莫名其妙的怅然，好像缺少点什么。

　　缺少点什么呢？缺少人。但又不是缺少很多很多人，以流行模式存在的人（特别是渐渐浸染出“左气”的人）遍地都是。你以为我缺少的是异性吗？似也不是。模式化的女性也已很多，包括城市里的女性，也包括我的女性同学或随便抓一个就可将其磨热的“女朋友”。因为她们也大都厌于读一点文学作品，只热中于参加“政治运动”。我缺少的人，恰恰是当初跟我坐在同一个书塾中，一同听塾师讲述古书的那个特别的女性。想来想去，我发现我所寻觅的其实就是她。

　　很巧的事来了。

　　由于家境清贫，她和我想到了一起：到十几里外一个农场的稻田中拔除稗草，为此可以挣一点钱，以做学杂费之用。这一天，我和她一同去了。到了稻田之后，许多打零工的男女大都穿短裤（因为稻田里有二尺深的泥水）。我本人自然是穿短裤的，而且赤着脚。只有她，虽然事前早已有意穿上了旧衣旧鞋，但她很传统的封建意识仍很浓重，直到走进稻田下水的时候，她仍很固执地穿着长裤，而且绝不挽一挽；脱掉鞋之后又绝不脱袜。大约由于幼小时候她父母的训戒“女子肌肤绝不轻示于人”已注进她的骨髓中，而她又固守始终的缘故。

　　因之她使我感到神秘。

　　稻田的水中有一种其貌丑陋且喜吸人血的虫子，名叫蚂蝗。此物缩小时像肉团，伸长时却像小蛇，使人生厌生畏。稻田中的除稗者大都将短裤挽到腿根，即使这样四下里也时时发出用手拍打大腿的声音。这是因为几秒钟之内就会有蚂蝗附在人的身上，并偷偷将吸血的嘴伸进人的血管。始终不脱袜、不挽裤、不拍打蚂蝗的，只有她。我起初没有留意，即使发现她的脸上有超乎寻常的恐惧之色，额上的汗也多得超乎常人，但我只是猜测她不习惯于干过重的体力劳动，累得难以支持，没想到其他。此时的她，也只是埋头除稗，一言不发。

　　待到下工后，劳作者大都散去，四下里除了她和我再无他人的时候，她才猛地惊叫一声，近乎要晕倒在稻田上。我用力扶住她，只见她浑身颤抖，很费力地用手指了指她的裤子，变着声地说：“蚂蝗……”

　　我明白了。我将她搀扶到清清的渠水边，她又再一次坚持把她送到一段水渠被草木遮掩的隐蔽处，坐下来就倒下了。我发现，她的脚上，即使穿上了袜子，也早已盘踞了十几条蚂蝗，而且从袜隙伸进脚中。完全可以推测，长裤里的腿上不知吸附了多少条蚂蝗！

　　我什么都没多想，只是想到了她腿上的那些蚂蝗，忘乎所以地将她的袜子脱掉，甩掉蚂蝗，在清水中洗净。随之，我又将她的长裤努力挽到腿的根部，一边挽一边用力抖掉蚂蝗，用清水撩洗。但是她腿上的蚂蝗，至少有几十条！我本能地将其逐一拍打尽，真当得起血迹斑斑。我用清水冲洗了很久，才闪耀出她那两条洁净而白皙的腿。她用双手捂上了眼，不敢看。

　　那是一双多么白净、多么晶莹的腿！

　　我不能百分之百地否认我已经有了性意识。但十六七岁的我，虽有青春萌动但毕竟未涉邪意的我，特别是读了很多文学作品但读的大都是“清品”的我，那性意识也只能表现在对这双异性的腿的珍惜感与神圣感上。特别是对她，我幼小的时候（直至今天）都把她看成（包括强行设想成）深邃的谜面和谜底，绝不会产生也绝不敢产生任何一丝污秽心理。稍有此意，我就顿时很由衷地觉得有罪恶感、丑恶感。何况她整理好裤子，穿上袜子和鞋，站起身时便红着脸乞求我：“这件事，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这可是我很认真地求你……”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而且打心眼儿里认为：莫说我向别人说了连我本人都是丑恶的，而且一旦有人偷窥到这件事，本身就是破坏了世界的光泽，就是污化了世界的圣洁。

　　也许，那就是真正而纯正的青春心态吧。

用梦绘制一生的朝阳

　　若干年后，她和我都已大学毕业，天各一方。她专攻的是化学，我致力的是文学，也就越发隔行如隔山。偶尔见她一次是文革末期，相会的地点是我的家乡（时值我已“解放”）。谈到文革命运，我俩很不相同。搞文学的人好像注定要承受太多的苦难，我挨批斗也挨了几百场。她搞的是自然科学，即使被扣过白专帽子，但白专毕竟是个温和的词儿，不会受到过重的冲击，不像我曾戴的“反革命”帽子那样沉重，如负铁枷。她的结婚也顺利，男方是军械研制部门的副师级领导，才四十出头。据说此人在思想上很正统，在品格上很正直，是个红色的科研迷。看得出，她是幸福的。特别是她作为军人家属随夫进入保密部门因之远离文革，享受了特殊保护之后，文革风云对她来说好像是远处的风，偶尔当做笑话听一听而已。

　　听到我的遭遇，她先是惊讶，继之深问。难得的是她的眼睛里真的湿润了，频频叹息地说：“怎么会这样？我毕竟是最了解你的人嘛……”

　　最后，为了庆幸灾难已经过去，也为了让我开心，她故作轻嘲漫讽地笑着说：“活该！谁让你自小就处处‘各色’！当年我父亲为什么用小藤棍敲你的头敲得最多？就是因为你精力过剩，那一点书远远不够你背的……不过，你知道吗，我父亲在内心深处是最喜欢你的，那叫鞭打快牛……”

　　短暂的小聚之后，我漫不经心信口搭腔地说：“有机会我一定要见见令尊的乘龙快婿……”

　　她大约很当真，因为她的脸红了，没有忘记提醒我：“如果有机会见到我的‘那位’，千万别说走了嘴，更不要提到当年你和我在稻田上的事……”

　　她的脸红得很浓。我好像又一次看到了她当年做少女时候的模样。还是那样美，那样古典。此时是盛夏，我和很多乡民（包括青年女人）都穿背心、裤衩，只有她衣冠楚楚，下身穿的是色重而颇厚的长裤，上体穿的是绝无透明感的长衫。头发的样式也很传统，已婚标志很醒目——大约可以名之“宋庆龄式”。

　　最后一次见到她也是夏天，是她随夫（其夫已居显位）调进北京的时候。房子自然是很宽敞的，有保姆、厨师、司机。我敲门之后，保姆似乎没有遵嘱，门开得太快，我进门后抢先看到的是她穿着家庭式服装，上穿无袖短衫，下穿肥短裤头，赤着脚踏着拖鞋。几乎就在这一瞬间，我不但发现了她的脸红，而且发现她急奔进了内室。几分钟后再次来到客厅时，她又照例换上了很“严肃”的衣裤、鞋袜。热情地与我对坐时，她脸上的红晕仍未消退——尽管她已是做了母亲的年近五旬之人。大约这是由于她仍然美丽得难免带有某种危险感的缘故吧？

　　她的“那位”为人很好，与我有一见如故之感。我也很喜欢他，真想和他做知心朋友。

　　又若干年过去了，先是我耳闻她成了化学界的名人，后来我认真地看了她的一些论文。我不懂化学，但我喜欢她那简练严谨的文字。偶然有一次，我在电视里看到她的学术讲座。我首先关注的是她的打扮，实在令我吃惊。她不但一丝“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意味也没有了，而且颇有现代派风采，５０岁的人居然穿着无袖而半露前胸的短衫，大约还抹了化妆品，涂了唇膏。但这也很美，更何况她讲述的知识是真实无欺的。她的性格也放达多了，讲话中不时闪烁着戏谑之语。我甚而想，此中有我语风的余韵。

　　不幸得很，我知道她患肺癌的消息很晚。时值她在外地疗养，打电话询问她时，她倒没有忧伤情绪，一再说疗效很好。问她患病的深层原因，她沉吟一番，叹息说：“大自然面目的日益恶化和环境污染所致。更何况我的职业内容之一，就是天天与烟尘和各种有毒物质作伴……当年咱老家虽然很穷，没有致富的工业门径，但原始的自然景观是清纯的，山清水秀……”

　　我想说，连几十年前我在她家竹篱上看到的积雪，都洁白异常，简直可餐可饮。

　　距今４年前，为了给她的丈夫过７０岁大寿，他一家约了我。那时，我已５６岁，她已经６０岁。按理说，她见到我时再也不必衣冠楚楚。但偏偏不这样，好像一经见到我时就必须“道貌岸然”，连已经白了的头发也梳得很规范、很古典。她的丈夫早已成了我的老朋友，说话很随意。饭后，时值她有急事，需要外出一小时左右。于是我和她丈夫干喝了一点酒之后，两个男人的说话就渐渐无忌，正的、邪的、素的、荤的都可以甩开嘴巴来说。由于酒力发作，兼之说话投机，我于不知不觉中便失了控，将几十年前的那件往事告诉了他——我的本意其实只是供作笑料。

　　老头子听得异常认真，听后笑得前仰后合，并开心地说：“一级机密！一级机密！我跟她一个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可从来没听到她招供过这样的奇事！这回我听了，也就有了跟她开玩笑的佐料！哈哈哈……”

　　一小时后她回来了，老头的心里存不住话，高低笑嘻嘻地泄露了这件事。

　　“你——！”她简直愤怒了，闷闷地气呼呼坐下，良久才自我解嘲地强笑一番说：“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俗浅，心里连芝麻大的那么一点隐秘也藏不住、盖不严，任何一个谜语也恨不得在一秒钟之内就破解出来！其实，谜一被解出来，还有什么意思呢？只能落得人人扫兴。莫说人，连世界和世界上的许多事物都一样，由于有未知、有神秘、有猜想、有幻想，才有生动。一经进入高科技，把整个地球、整个世界都解析得一清二楚，透视得一览无遗，这样的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都会乏味，甚而会病态。这就好比当年我刚刚学化学、搞化学的时候，无论是对化学反应所依据的内在规律，还是物质在进行化学反应时产生出的东西，以及它们基于此而散发的气味、显示的颜色、闪烁的多彩光泽，都曾经感到神秘，因神秘而生动。到后来我不仅了解了这一切神秘其实并不神秘，而且知道它们的色彩所显示出的绚丽，其实都是工业烟尘、工业污染的别名。我最终患了肺癌，这也是有因有果的……”

　　我只是为了凑趣，信口搭腔地问了问她子女的情况。只见她一阵失神，强行掩饰地说一切都好，有的出国，有的当了大款。倒是她老头忍不住，愤愤地脱口说：“别提了！妈的——”

　　她当即拦下了，用别的话岔开。我也不好再问，但我能猜出吉兆很少。

　　忘记了是哪一天，我再一次到她家串门时，发现这一次她随意多了。大约由于已是十足的老太太，无须修饰，只见她松松垮垮地穿着短衣短裤，赤脚胡乱踩着拖鞋，当着我的面一边嬉笑着说些闲话，一边信口嚼着口香糖。按理说，以她和我这样的年纪，有这样的随意举止也很正常——何况她不是刻意的。但我心中仍有莫名其妙的若有所失之感，而且很沉重，好像暗中珍存的瑰宝突然打碎了或丢弃了。我也最终明白了：我始终用回忆雕琢的那个世界原来是那样透明的蓝天，那样清澈的溪流，那样原质原色的草木，还有那样一位古典少女……

　　我落伍了，早已变成了可怜可笑的唐·吉诃德。

　　直到今年清明节，我回老家祭了父母的墓之后，顺便去祭祭我的那位塾师时，才很巧地又一次见到了她。

　　在往回走的路上，我终于忍不住，问她：“当年你和我在稻田上发生的那件事，你果真经常忆起吗？”她苦笑着问：“你呢？”我诚实地说：“确实经常忆起，而且难忘。”她说：“没必要骗你，我也一样。不过我不是搞文学的，不善于表述。因此你要问我为什么，我也说不明白。只知道什么事也不如那件事那样特别值得怀念，觉得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生动、更永不衰老的事物了……”我说：“你的表述能力不是很好吗？”她不满足地说：“我想听到你这个搞文学的人说出更深奥、更有底蕴的话。”

　　我说不出，我只能补上几句很凡俗的话：儿童时代、青少年时代我们对某些印象的定型，反刍价值永远高于后来的发挥价值。有一颗童真之心的人毕竟是脆弱的，生怕破坏或污染最洁净的事物……

　　她摇着头说我的话仍很浅显，很一般化，她用渴求的眼光示意我说些更渊深、更精确的语言，我实在无此能力。她长叹一声说：“人人都想重新活一次，但愿有此可能……”

　　最后她很坦率地对我说，她的肺癌已经严重扩散，继之叮咛：“你听了后不要害怕——我没有多少寿数了……我再一次强调，你听了千万别害怕。真的，别害怕。”

　　说是叫我不要害怕，其实我心里尤其害怕，尤其沉重。说实话，她和我都是六旬以上之人，等于主要的生命周期已近尾声，多活几年与少活几年都无差异，也没必要产生多余的恐惧感和沉重感。但道理归道理，毕竟不能代替我的实际心情。

　　想来想去，我终于明白了：虽然人的一生像一朝一夕，有日升必然有日落。说是夕阳无限好，实际上是强行的自欺自慰，真正有生气的美好景观从来只是朝阳，只是艳阳、骄阳。无论一个人多么年老，多么衰迈，闭上眼睛反复回味、反复追怀的仍是梦中的朝阳时代。也许，正是靠着几十年来我们在暗中一次又一次地回眸那样的朝阳，描绘和复制那样的朝阳，我们才用那样的画稿映亮、染红了一世的生活。失去了第一幅原稿或渐渐弄脏了、撕碎了原稿的人，无论后来画出怎样绚丽的膺品，都摆脱不掉若有所失之感。何况那样的“所失”，有时等同于连自己也未必真实存在过！

　　我到底害怕什么呢？说来说去，是怕她和我永久地告别了用梦绘制一生的朝阳。

　　我按捺不住，回到家写了这篇文章。但愿这不是提前的悼词，但愿有新生奇迹的出现，也但愿我们能重新复制出那样的稻田……